央广网北京9月28日消息 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为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国家和各地方政府连续出台涉及能源、税收、融资、用工等方面的降成本政策，对于缓解传统制造企业和中小企业经营困难起到了一定效果。湖南日前大力开展“降低供给成本行动”，在上半年为企业减免各种收费约43亿元基础上，再次为企业减负约70亿元；贵州省发改委主任陈少波日前表示，贵州省2016年全年将确保为企业减负700亿元左右。

　　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对于传统制造企业和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来说有着重要的支持作用。国务院印发了《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其中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合理控制人工成本上涨成为主要内容。

　　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仍然偏高，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无论是银行贷款还是债券市场融资，都比美国、欧洲等国家高出50%以上。通过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贷款中间环节成本，扩大长期低成本资金规模，试行市场化债转股等方式，可以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增强企业活力。

　　制度性交易成本也是目前降成本的一个问题，很多降成本的政策单靠一个部门力量难以有效落实，也成为企业成本降不下来的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深化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也是确保“降成本不反弹”的关键。

　　未来要进一步打破部门、地域之间的分割和行业垄断，健全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消除企业成本偏高的体制机制障碍。

　　关于这个话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

　　李佐军：“降成本”是广大企业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企业要想生存发展必须要盈利，盈利主要是有两个因素：一个要提高附加值，能够定比较高的价格来实现盈利；另一个方面是要通过降低成本来盈利，这个成本包括内部管理的成本还有外部成本。

　　现在我们国家推进供给侧改革中的降成本，主要是要降低企业的外部成本，包括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成本、电力成本、物流成本、融资成本等等。所以降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提高企业的盈利空间，为企业争得发展和生存的机会和权利。成本实际上是一个体系，有很多方面的成本，现在我们为什么特别提出了一个制度性交易成本呢？这个制度性成本实际上是指企业遵循国家的各种制度，比如法律法规、标准、政策而产生的相应的成本，或者更简单的说就是企业与政府打交道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成本。因为我们的企业肯定要获得各种资格、准入机会，还要接受政府的各种检查、监督等等，或者它还要遵循有关的法律等等。在这个过程中都有可能产生很多的成本，尤其是在我们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的情况下，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产生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有时候还挺大的。所以我们现在强调降制度性交易成本，对很多企业来说可以大大减轻负担，增加发展的机会和竞争力。

　　在企业的各种成本体系中，融资成本还有税费成本也是当前企业最为关注的，而且它在成本结构中的占比相对比较高。因为企业都需要很多钱，这个钱很多时候是需要融资，而融资过程中会产生成本，有利息的负担。目前来看，很多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融资的渠道也不是太畅通，对它们来说，融资的条件往往也比较苛刻，利息负担也比较重，有的还涉及到三角债等问题，所以现在我们要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来缓解企业的负担。降低融资成本，这么多年一直在做，但是效果不是太理想，最主要的原因涉及我们整个金融体制的深层次改革问题，也涉及到我们国有银行、国有金融机构的改革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逐步予以解决。还有一个税费成本的问题，多年来我们政府的征税，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国税征税的强度还是比较大的，总体来说企业的税负还是有点偏高，这就需要我们下一步通过财税制度改革、政府的改革，尤其是通过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政府机构、精简政府人员来减轻企业的税负负担。

　　降成本的难点，一个是我们全社会还是要形成主要依靠企业来发展经济的共识，要知道企业是我们经济真正的主体，企业不发展，经济也不发展，而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降成本来增加盈利空间，扩大生存空间。所以从政府到社会方方面面都要认识到企业降成本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认识到位之后，在行动上才能减少各种扯皮。第二个方面，我觉得还是要把已经制定的关于深层次改革降成本的任务通过具体的方案和政策落到实处，因为如果只是一个口号，还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所以，降成本要对现有的各种各样的成本一一进行剖析，把每一项成本落实到相关部门，要有方案，要有具体目标，要有相应的考核办法和奖惩机制，这样才能够把降成本真正落到实处。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要通过一些深层次的改革，包括政府的改革、财税制度的改革、金融体制的改革、企业自身的改革，来达到中长期比较持续稳定的降成本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