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8月15日消息 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成为城市的市民，是现代化进程中亿万中国农民的梦想。最近，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实施支持农业人口市民化若干财政政策的通知》，通知包含的十项政策措施，涉及到农民进城后，子女享受公共教育资源、享受医疗和社会保障、享受失业登记和职业培训、享受由公共财政支持的其他相关社会福利的内容。通知确定了对农民进城要有相应的配套资源和福利，贯穿着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理念。

　　扛着行李卷儿、提着蛇皮袋，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两亿多农民工进入城市的真实写照。以这样的方式进城，显然无法获得平等的地位。从工作和职业来说，亿万农民工已经参与到工业化的浪潮中、进入到了城市生活里。但种种无形的制约，让他们的很多人还无法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市民身份和城市户籍，更不用说享受城市的公共福利。这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块短板，这块短板亟待补齐。如果再继续让农民工扛着行李卷儿、提着蛇皮袋徘徊在城市边缘，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将无法落实。 

　　农民转化为市民这样的宏大工程，要有顶层的设计和政府部门的推动，要有政策的保障和法治的规范，还要形成社会普遍的共识。这种共识，是城市与乡村、

　　市民和农民的共识。有共识才会有积极的态度和改革的思路。加快农民进城的脚步、加快城市化的进程，涉及到城市的一系列观念的变革和制度的变革，也需要农村的改革与之呼应和配套。

　　亿万农民社会角色和身份的转变，它所产生的社会动能是非比寻常的，它所改变的不单是农民，同样也在改变城市和市民。农民转变为市民，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能量，它使中国广大的中低收入者逐步转变为中等收入者，优化了人力资本并使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同时，还扩展了市场需求的规模和经济发展的空间，实现财富分享和分配的更加公平，也有助于社会发展成果和发展红利的共享。从这方面理解，亿万农业人口转变为市民后所释放的发展红利，既是农民和市民的共享，也是城市和农村的共赢。

　　关于这个话题，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做出了评论：

　　周天勇：我们国家由于户籍管制、公共服务不均等以及农村的土地制度等等问题拖延了城市化，而且整个城市化过程没有真正实现市民化的城市化，这就造成农村的土地，比如宅地、耕地不能规模化，而且有的闲置、荒芜。另外在城市里又有一批农民到了岁数以后，青年出来老年又回去了，他没变成市民。城镇里有一些比如80后、90后，在城市中漂泊也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这个损失据我们测算，占GDP的1到2个百分点之间，就是说如果把整个城乡之间的这些体制搞顺，那么城乡之间资源要素的流动、消费、投资等等，能带来国民经济1到2个点的增长。

　　现在来看，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牛鼻子”。农民市民化，第一就是他到城里来以后，他在家里的地要（留给他），就是人进要留地，不能说你把他的地又不给他了或者是没有了，那他就不会进来。第二个就是教育等公共服务一定要均等，因为我们现在农民进不来的很大原因就是他的孩子的幼儿园教育、义务教育问题。他进入城市以后，城市不接纳，不接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的地方预算没有这笔拨款，他进来以后当地政府的教育开支和原来的预算不一样。我觉得这就成为了农民整个家庭进来的障碍。另外就是房价太高，公租房这些又不向农民开放，这也是不均等的。这方面也要进行体制改革，把房价降下来，以后廉租房等要向农民开放。再有就是养老、医疗等也要向农民提供，让他们有一个可靠的保障，特别是他在其他地方交的一些养老、合作医疗等，和城市的医保养老接轨，也是一个需要政府仔细设计的体系。我觉得缺的一些钱，政府该补的要补一些。还有一个是要在就业、买车、买房或者交通等方面不能对农民进行歧视，要尽快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在身份上要平等。进了城，你必须得给我提供教育这些公共服务。一些城市为了卡住农民，设了很多条件，比如你要工作多少年、社保交了多少年等等。就像找对象一样，身高是多少、学历是多少、家里有没有财产、漂不漂亮……这些条件一卡，你就找不着（对象）了，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条件越多，农民进来的难度越大，市民化的难度就越大。因此，我觉得这方面也要加快改革。除了极少极少的应当限制的一两个城市，剩下的城市不能再设置条件。只有他进来有工作，能租到房子，你就必须得提供教育这些公共服务，这样才能使他逐步的市民化。

　　最近中央和国务院在这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大力度的政策，我觉得非常高兴。我想，通过新一轮的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能释放一波新的红利，推动国民经济健康、中高速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