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温州5月26日消息（记者丁玲娜）“去产能”位列今年五大结构性改革之首，“僵尸企业”无疑收到了最后通牒。他们长期依赖政府补贴、银行续贷，却连年亏损、难以为继。他们即将面临被清除、依法破产清算或者重整的命运。然而，“僵尸企业”的生死，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想“动刀子”，难度极大。经济之声记者近日跟随央行调研组，前往民营经济活跃的温州采访，观察去产能的地方探索。

　　初夏的温州，生机盎然。当地的知名企业海鹤药业，也从死气沉沉中活了过来。董事总经理高杨没有想到，公司还会有今天。

　　高杨：2016年，我们有几项重点工作。第一，我们希望以新厂的筹建作为核心，全面启动新厂区的合作。

　　原本这家企业已经走到生死的边缘。就在4年前，他们背负了超过12亿元的债务，从一个百年老店变成了一具怎么也拖不动的“僵尸”。温州破产管理人协会名誉会长周光，回忆起2011年到2013年间的那段时间，仍然唏嘘不已。那个时候，温州民营经济遭受了一场巨大风波。

　　周光：2011年，应该说是我们温州人的一个黑暗年份，那一年我们温州发生了民间借贷风波，老板失联跑路，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跳楼自杀。

　　资金链断裂，大量的“僵尸企业”随之出现，就像一个个毒瘤，严重阻碍了当地经济发展。

　　周光：所谓的“僵尸企业”，也就是说债台高筑，效益低下，亏本经营。我们许多企业在破产之前借了很多的外债，负债累累，效益实际上是非常低的。

　　危急时刻怎么办？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共识是必须尽快清理这些企业，依法破产清算，能救活的就按照市场化手段重新找投资方，救不活的就放弃。

　　然而“破产”的想法一提出，企业、银行以及各类担保机构，最初都非常抵触。温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徐建新，是温州民营企业破产重组的推动者和实践者，他深有体会。

　　徐建新：作为当事人来讲，债务人他不愿意申请破产，为什么？我企业的老板，我好死不如赖活，我这个企业尽管经营不是很好，我不要倒闭掉，我到外面借钱也借得到，我照样可以很风光。银行的话，我借款借给你企业，你是有抵押或者担保的，我到法院一起诉以后，那你抵押的财产，我钱不是收回来了吗？我干什么要去申请破产？

　　不仅当事人不愿意，法院也有畏难情绪。

　　徐建新：为什么？我办一件破产案件的时间很长，其他普通的诉讼案件，几十件、上百件都办掉了。从法院的有些政绩角度来讲，也不愿意。

　　回想3年前大规模推进的“僵尸企业”破产，亲身经历这场硬仗的人都有同感，那是迫不得已。如今，实践表明，啃下这块硬骨头是明智的。

　　温州破产管理人协会名誉会长周光，是当地知名的破产清算律师。他说，当时已经不能再任由那些企业僵而不死了。

　　周光：企业一年的利润不能支付他的利息，根本就是个零头。所以要不断地借钱去付利息，把高利贷借过来支付利息，高利贷的这一部分又变成了一个本金，又要支付利息，所以就这样拖拖拖，拖到最后没办法，资金链断了。

　　既然“僵尸企业”牵连着众多利益方，要把它们清除掉，就必须理顺各方的关系。理顺很难，怎么办？ 温州市政府有关人士总结了三年多来的经验。

　　有关人士：就是各方要利益共进退。总结了四句话：就是企业担一点，银行让一点，政府帮一点，司法快一点，利益分担，就是要做到这四句话。

　　事实表明，按照法律程序对“僵尸企业”破产重整，过程虽然曲折，结果却让企业、银行，以及整个资金链上的利益方都受益。

　　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律师叶智焕举例说，三年前，浙江一家汽车用具企业进入破产程序之前，当时欠银行贷款大约1.5亿元，如果拖到今天还没有破产重整，而仅仅把资产抵押给银行还债的话，银行损失更大。

　　叶智焕：实际上它真正的资产价值，因为这两年温州资产缩水，只有六七千万，这样的话对银行是一个损失。但是我们通过破产重整案件，我们把贷款转起来，等于说银行1.5亿的贷款本金一点都没有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