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改拆迁对很多村民来说，意味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但对于部分村官及个别政府工作人员来说，却是一块大大的“唐僧肉”，想办法扑上去咬一口。

　　村主任索贿520万5干部私分

　　高楼村地处西安东郊，拆迁改造前，数万进城务工人员，在高楼村居住、生活。

　　2013年10月至2015年5月初，在征地拆迁中，高楼村村委会原主任吴某利用职务便利，向原村集体土地租赁商卫某索贿520万元，其中吴某分得240万元，村党支部原书记郭某分得160万元，村原妇女主任吴某分得5万元，村委会原委员朱某分得5万元，村监委会原主任龚某分得5万元。

　　“这起案件非常典型，村组干部几乎全部参与拆迁受贿。”案发后，西安市灞桥区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非常重视，区纪委通过多方调查核实，给予5人开除党籍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有数据显示，近年来，西安市城市征地补偿环节职务犯罪案件呈高发态势，负责征收、规划土地和基层街道、社区、村组协助征地补偿工作的人员，逐渐演变成收受贿赂的“主角”，有些还结成“利益攻守同盟”扎堆作案，造成“查办一人挖出一窝，办理一案带出一串”的局面。

　　索贿5000万用于融资担保和日常消费

　　西安市雁塔区丈八街道办东滩社区居委会原主任于某、原书记刘某受贿案，曾被中纪委通报。2009年底，于某利用职务便利，以该村与开发商实施联合开发为由，向开发商索贿5000万元，用于其个人融资担保和日常消费；刘某索贿30万元用于个人日常消费。雁塔区纪委给予于某、刘某开除党籍处分，并分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城中村拆迁这话题确实很敏感，头绪多，杂乱无章，拆迁政策不明，需要兼顾多方利益，难度很大，也容易滋生腐败。”8月12日，从事拆迁城建的干部张先生告诉华商报记者，截至目前，国家没有出台集体土地拆迁条例，只能参照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开展工作。

　　这其中问题很多，村干部选举主要依靠宗族关系以及经济实力，因为农村人际关系复杂，为做成一些事情，必须通过宗族或者利益来笼络一些人、解决一些矛盾，在拆迁中，这些人也会通过不同途径参与拆迁，攫取利益最大化，谁也逃不出这种怪圈。

　　谁都惹不起 开发商用工程和钱“搞关系”

　　在西安从事城改建设的开发商刘先生说，在拆迁改造过程中，开发商是弱势，每个环节都得罪不起，大到政府官员，小到村组干部甚至村民，每一步都很谨慎，生怕得罪了人。“一定要和村组干部搞好关系，因为从村民安置、选房，村民代表开会等事项，都需要村干部签字盖章，否则后面的手续几乎没法办理。”

　　怎么搞好关系呢？不外乎送钱么，或者工程土方、钢材、水泥等建筑材料让村上做，除村干部外，村干部的“反对派”也要参与，就连村上的“闲人”也来要工程，都不能得罪，也得多方协调。

　　“那么多人要抢生意，你怎么协调呢？”华商报记者问。刘先生冷笑着说：“让他们自己私下去协调，去平衡，去挣、去抢、去打吧。”

　　违规审批、串通招标、索贿受贿 10种手段隐蔽作案

　　2013年，西北政法大学教授殷武与西安市长安区检察院，就因城市拆迁改造导致的村官职务犯罪联合调研，形成了一个调研报告。报告显示，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交织，涉及城改拆迁各个环节，手段广泛多样且隐蔽，具体表现为：

　　1.开发主体与政府项目审批或主管部门人员相互勾结，出具虚假证明文件，违规审批、串通招标；

　　2.拆迁与被拆迁人员勾结、突击搭建、“种房子”，骗取拆迁补偿；

　　3.虚构补偿对象、补偿面积、农业人口等；改变房屋定性等级，把生活型用房改为经营型用房；重复拆迁事项、将一证变为多证骗取超额补偿款以及安置利益；

　　4.伪造拆迁项目内容、伪造证照、出具虚假材料、假离婚、假结婚骗取补偿款；

　　5.利用违规分户、突击迁移户口等手段骗得补偿款和安置利益。因“多分户”向执法人员行贿是拆迁热点之一；

　　6.以投资收取权益等形式行贿，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

　　7.利用职权索要收受开发商和被拆迁人的贿赂；

　　8.利用发放拆迁补偿的时间差挪用公款；

　　9.从事拆迁管理工作的国家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放纵一些关系户搞违法建筑，对弄虚作假不严格监管，滥用职权，致使拆迁补偿款被骗；

　　10.拆迁中介人员违规帮助被拆迁户骗取补偿款。

　　受贿人数翻番增长大案逐年增加

　　“土地征用开发、城改拆迁、基础设施建设是村干部犯罪的高发部位，串案窝案是一个显著特点，犯罪主体和年龄相对集中。”8月13日，西安市人民检察院预防处负责人说。可以说，征地拆迁，也拆出了一窝窝“硕鼠”。

　　据悉，2013年，该院对西安市2010至2012年村干部职务犯罪进行分析，西安市下辖13个区县中，共有3161个行政村。上述3年间，西安市检察机关累计查办村干部职务犯罪120件156人，其中贪污、职务侵占类犯罪51人、贿赂类犯罪82人、挪用类犯罪21人、其他类犯罪2人。

　　华商报记者对西安市检察院精编的《警示录》中33个典型案例统计分析发现，其中22个案例是城改拆迁犯罪案，占33个典型案例的66.7%；其中贿赂案共15件，仅城改拆迁贿赂案12件，占贿赂案80%。具体特点如下：

　　犯罪主体集中。查办的156人中，村主任和村支书94人，占比60.3%，是村干部职务犯罪的高发群体；村民小组长34人，占比为21.8%；财务人员、村委会委员、支部委员28人，占比17.9%。

　　文化程度偏低。查处的156人中，没有本科以及本科以上学历。高中文化程度41人，占比26.3%；中专文化程度7人，占比4.5%；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108人，占比69.2%；

　　犯罪年龄集中。40岁以下23人，占比14.7%；41岁至50岁66人，占比42.3%；51岁至60岁55人，占比35.3%；60岁以上12人，占比7.7%。犯罪村干部年龄集中在41岁至59岁之间。

　　贿赂类案件集中。查处的156人中，受贿82人，涉案罪名主要是贪污罪、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

　　受贿案件逐年攀升。2004年至2006年，查办的村干部受贿人数仅8人；2007年至2009年，受贿人数达40人，翻了5倍；2010年至2012年，受贿人数上升至82人。

　　发案重点环节集中。村干部职务犯罪多发、常发在土地征用开发、城中村改造、基础设施建设、支农惠农补贴以及农村社会保障、救灾优抚移民专项款物管理方面。

　　大案比例比较大、涉案金额逐年增大。查处的案件中涉及贪污受贿5万元以上、挪用公款10万元以上的大案人数为87人，占涉案总人数的55.8%。

　　人财事网状联动预防 事前、事中、事后监督

　　拆迁中为何职务犯罪逐年增长？西安市长安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认为：“制度设计有缺陷是首位，也是根本原因，目前缺乏农村宅基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制度，补偿标准不一，使拆迁中人为因素增大，留下了犯罪机会。”

　　就如何预防城改拆迁职务犯罪，前述调研报告提出，首先，建立拆迁职务犯罪预防“人、才、事”网状联动机制，将城改拆迁参与主体纳入职务犯罪预防网络链接点，重点把控“财随事走、事随人走”的预防策略。

　　其次，建立“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方位监督”。拆迁前的警示教育，拆迁中提供法律服务，一旦发现问题“苗头”，采取单独约谈等措施处理，但对违法行为绝不手软，严厉打击。据了解，2013年至2014年西安市检察院开展涉农职务犯罪警示教育127场，约谈村干部230余人。

　　最后，建立健全拆迁各项有关制度，建立集体土地拆迁补偿安置制度，制定统一的赔偿标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