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廷贝亨

　　1969年

　　曾在荷兰中央统计局任职，服务于国际联盟

　　1976年

　　曾为罗斯福新政效力，后与凯恩斯主义分道扬镳

　　贝蒂尔·奥林

　　1977年

　　二战后曾担任瑞典最大在野党领袖23年

　　詹姆斯·米德

　　1977年

　　二战时供职于英国战时内阁秘书处经济部

　　斯蒂格利茨

　　2001年

　　曾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主席

　　保罗·克鲁格曼

　　2008年

　　先后效力于美国总统里根和克林顿

　　那些年投身政界的诺奖经济学得主

　　对于大部分知识分子来说，政治抱负与学术成就永远都是人生理想的两个维度，经济学家也不例外。然而，鱼与熊掌常常难以得兼，大多数诺奖经济学得主对“难以准确计算”的政治都保持了距离，昨日获得2014经济学诺奖的法国人让·梯若尔便是其中的典型。不过，这个群体既不乏天才，也不乏勇者，不少人选择将理论付诸实践，他们的政界历险展示出了一幅生动的政治-学术关系图景。

　　与政界保持距离的典型

　　在展开故事之前，首先要明确的是，虽然有个别“异类”，大部分诺奖经济学得主在获奖前后与政界并无瓜葛。

　　北京商报记者根据公开资料进行不完全统计发现，包括在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以来获得该奖的72位经济学家中，大部分经济学奖得主都属于在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度过一生的传统学院派，不少人拥有在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履职经历，仅有10人曾进入政界，在行政、立法等部门以及国际机构履职。即使进入政界，也多是出任政治领导人的经济参谋，直接参与政府决策的经济学家少之又少。

　　梯若尔完全符合诺奖经济学得主的典型形象，经济学和数学基础良好，名牌大学毕业，青年得志，学术高产。1976年，23岁的他毕业于法国科学家的摇篮——法国理工学院，两年后拿到了巴黎第九大学的应用数学博士学位，三年后又拿到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到现在，刚刚六十出头的梯若尔已经写了300多篇论文、11部专著，从博弈论到宏观经济学都有开拓。

　　诺奖经济学得主（大部分为美国人）很少参政与美国政治传统有关，中国社科院美国问题专家魏南枝认为，美国基本没有封建社会的历史，而是直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为了保护资产安全，要严格区分公与私的界限，这就催生了对律师和法官的大量需求，他们被视为这个制度的捍卫者，构成了美国政治家的主要来源，而经济学家则不然，他们有的支持、有的却反对这一制度，因而整体在政界并不活跃。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这些人出身本非经济学。伴随着数学在当代经济学中应用日益广泛和深入，一批数学家也加入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行列。比如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劳埃德·沙普利，他自称更喜欢被人称做是数学家而非经济学家。

　　历史因素也起到了作用。“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中世纪能够通过科举考试实现政治抱负，而欧美知识分子当时则没有这个渠道，缺乏‘学而优则仕’的历史传统”，魏南枝说。或许正如经济这一词汇在中英文语境中各不同含义所暗示的，中国人习惯将它视为《礼记》中的“经世济民”，而西方则将其理解为节约和理财。

　　踏入政界的“异类们”

　　虽然大部分诺奖经济学得主对政界保持了距离，但也有“异类”愿意一试。获得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荷兰人扬·廷贝亨，曾在荷兰中央统计局任职十数年，还曾服务于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二战后则参与指导了多国的经济改革。畅销教科书《经济学》作者、第二届诺奖经济学得主保罗·萨缪尔森在二战后曾服务于美国战时生产局和战争动员重建办公室，先后担任过美国财政部以及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

　　获得1974年诺奖经济学的瑞典人贡纳尔·默达尔长期任职于瑞典参议院，并担任过战后计划委员会主席、商业部长，还曾任联合国经济委员会秘书长。1977年的诺奖经济学得主贝蒂尔·奥林在二战后曾担任瑞典最大在野党领袖23年。2001年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主席以及世界银行副行长。

　　涉足政界较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般研究兴趣广泛，如2005年诺奖得主托马斯·谢林，曾参与了马歇尔计划的制定，并服务于白宫，他也是有限战争理论的奠基人，对种族问题、气候变化都有所涉猎。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诺奖得主虽然并未变身“官员”，但却凭借其在经济学界乃至全社会巨大的影响力而对政府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如1974年诺奖得主哈耶克，他的理论开启了迄今30多年新自由主义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强势地位。也有个别经济学家因为与政治领导人的私人关系而得以对政治施加其影响，比如哈耶克，他被撒切尔夫人视为哲学导师。

　　从政的AB面

　　不少诺奖经济学得主因从政而受益良多。二战期间，英国人詹姆斯·米德供职于战时内阁秘书处经济部主任。为了应付经济困局，他与同事理查德·斯通创建了国民收入账户体系，分别于1977年和1984年获得经济学诺奖。再如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他年轻时曾为罗斯福新政而效力，但不久之后意识到其中的弊端，跳出凯恩斯主义的框架，开创了货币学派。

　　然而，对于有的诺奖经济学得主来说，学术成就与宦途生涯总是阴差阳错，保罗·克鲁格曼正是其中之一。1978年，他因发表了一篇国际贸易论文而扬名立万，但在1982-1983年为里根总统充当经济智囊时，却因其新自由主义的取向而郁郁不得志。退出宦海后，潜心学术的克鲁格曼出版了《期望减少的年代》而获得克拉克奖章。不过，在克林顿竞选总统时，克鲁格曼出山为其助威，最终被“鸟尽弓藏”。克鲁格曼也承认：“从性格上来说，我不适合那种职位。你得会和人打交道，在人们说傻话时打哈哈。”有趣的是，他很快又在学术上取得突破，预测到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正如魏南枝所说，是政治家治国还是经济学家治国不要贴标签，因为执政者的身份取决于历史传统和时代的需要。有时经济学家治国也并非合不合适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的问题，毕竟经济学研究和治国理政是两码事。北京商报记者 韩哲 赵毅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