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朔州一家由温州人黄某投资的煤矿已经停产。望着冷冷清清的煤场，黄某不断叹气。 图片来源：浙江在线

　　山西反腐背后的外地“煤帮”

　　编辑整理 法治周末记者 潘琦

　　山西煤炭反腐风暴仍在继续。

　　有媒体统计，从今年年初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被查至今，山西已有7名省部级官员被查，而这些落马官员大多与煤炭腐败有关。山西煤炭系统一位官员更直言，山西的政治生态“归根结底是煤的生态”。

　　在煤炭产业主导下的山西，“煤老板”向来是引人注目的群体。有媒体盘点了这些年上过媒体头条的山西“煤老板”，在此轮反腐中被带走调查的邢立斌、张新明等人上榜。

　　不过，少有人注意到，这些山西“煤老板”中，相当一部分并非是土生土长的晋商，而是浙商和闽商。其中，浙商煤老板多来自浙江温州，闽商煤老板多来自福建福清，也被称为“福清煤帮”。

　　在晋浙商起步早“教训”大

　　浙商是最早进入山西煤炭业淘金的外地商帮。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五大商帮”之一，浙商一直以来以嗅觉敏锐见长。早在2002年，本地投资受阻的浙江温州的民间资金开始流向煤矿投资。此后，随着煤炭价格开始好转，浙江温州商人开始一带十、十带百地进入山西大规模投资煤矿。

　　据了解，浙商介入山西煤矿产业的方式多是从承包村办小煤矿起步，大量的村办煤矿以“集体挂名、个人经营”的方式运营。

　　相关数据显示，2005年到2007年，温州商人在山西投资达到最高峰，涌入资金约1200亿元，收购了当地60%的中小煤矿。

　　2007年，山西开始整顿煤矿，一批浙商开始逐步退出。“大概退出了500亿元”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随着整顿力度从2008年年底加剧，这期间进入的煤商基本上还未投产，就被“冻”在了近450座矿井里。

　　2009年，山西出台《山西省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对山西煤矿进行大规模整合。兼并重组后，山西所有登记在册的中小煤矿，都将被收归国有或国有企业控股。一千多家由民营资本经营的煤矿被迅速叫停，国有资本强势进入。

　　有媒体称，当时约4000多亿元民间资本撤离山西煤炭行业，其中大部分是浙商资本。另一组数据则显示，当时浙商超过500亿元投资资本深套其中，损失超过150亿元。

　　这一度激起了浙商的反弹。2009年年底，浙江省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上书中央，要求对山西最新一轮煤矿兼并重组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审查处理。2010年年初，该会又发表致全球浙商公开信，将山西省列入浙商投资预警区域名单。

　　今年9月，有媒体盘点称，在2009年山西煤改时过5年之后，仍有一部分浙商留在山西，在此前兼并重组中获得多方共同努力而来的资源与权利。另一部分浙商则选择离开，去贵州、新疆、云南等地继续投资矿业。也有的彻底退出煤炭行业，成为“脱煤者”。

　　闽商以“新农村建设”切入，从浙商手中接盘

　　而相比之下，比浙商更晚进入山西煤炭行业的闽商，却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路径。

　　据了解，闽商早在30年前就开始进入山西创业，从茶叶、水暖阀门等小业务起步逐渐发展壮大。相关报道显示，“新农村建设”成为闽商挺进山西煤炭行业的切入口，而山西省孝义市克俄村则成为其中的第一站。

　　作为山西铝厂的主矿区，30年的开采使克俄村被矿渣坑和渣山包围。2006年，福建福清商人和克俄村村民达成协议：福建商人投资回填部分矿渣坑，为克俄村民建设新住宅区；作为交换，村民全部搬迁到新村后，福建商人将开采原来宅基地下压覆的煤铝资源。

　　克俄村这种废弃矿区治理模式后被当地政府推崇，成为“省级新农村建设试点”。从此之后，“资源换新村”的露天采煤在山西开始遍地开花。

　　2007年，山西省政府又提出3年内治理676个村庄的地质灾害。其治理办法是：挖开采空区，进行填沟造地、打井盖房。这意味着，一旦被列入676个村庄的名单，就等于拿到了可以露天采煤的“许可证”。

　　2009年12月出版的《闽商》杂志一篇名为《叩问商机 福建“煤老板”轶事》的文章称，“自2007年以来，200余位闽籍企业家，在山西晋中、阳泉、吕梁、朔州、大同等地，共投资约157.6亿元，轰轰烈烈地参与到农村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和新农村建设项目”。

　　上述文章提到，仅在2008年，山西全境农村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拆迁任务共涉及11区市，112个项目。其中承接相关工程的大多数为闽商。

　　而据太原福州商会会长黄建俤介绍，闽商较多在山西投资煤炭产业，最初萌芽期在2006年至2007年，2008年至2009年达到小高潮。

　　据报道，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召开，国家开始整顿煤炭市场，其后很多人暂时歇业；到了2009年后，煤炭价格回升，投资煤炭热又出现回潮。当时，福清人纷纷从浙江人手里接盘矿区，成为一股热潮。

　　“求做大”背后冲突频繁

　　值得一提的是，和浙商“公开讨说法”不同，虽然2009年同样遭遇了山西煤改“国进民退”风潮，闽商却持另一种态度。

　　时任山西省福建商会秘书长陈水筑曾这样评价山西煤改：“山西煤改是一次具有国家高度的政策，这是一次煤炭调整、结构转型。王君省长来以后政府出台这个政策，带来更多的是机遇、是希望。”

　　“我们应该用积极的态度来迎接新的挑战。并且我欢迎国家的相关政策，欢迎国有资本进入我们煤业公司，提高公司的整体竞争力。”闽籍“煤老板”薛经官当时也这样表态。

　　有报道称，做大煤矿，做正规煤矿，成为不少闽商的追求。

　　另一位闽籍“煤老板”何荣就非常认同与国企的合作。他说，这个合作最大的益处是能够利用国企一整套规范生产的制度，包括对矿区百姓的赔偿标准、补助措施，以及对矿区工作人员的管理、矿区作业标准化流程的管控等。

　　“在山西做煤矿的闽商百分之九十以上做的都是露天煤矿。露天开采初期投入成本高，但比较安全。因此，他们在选择收购矿区时，都只考虑露天煤矿。”何荣说。

　　不过，由于山西地表生态脆弱、村庄密布、耕地较少，因此并不适于像内蒙古那样的露天开采。一些闽籍“煤老板”只顾挖煤赚钱而不顾当地生态的做法激起了当地百姓的反感。

　　有媒体统计，闽商大规模进入山西开展露天采煤后，和当地村民的肢体冲突曾一度常态化。

　　闽籍“煤老板”卓杏生就是一例。据了解，卓杏生旗下天赐煤业以修建“村村通”工程的名义，在山西原平采煤，造成当地林地毁坏1300多亩，耕地毁坏150多亩。大肆的破坏引起当地村民的不满并爆发冲突，造成14人重伤。

　　2010年，卓杏生因“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山西省原平市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

　　相关媒体报道称，此前卓杏生已被各地警方多次拘留、取保、释放。在2011年、2012年间，卓杏生更有多次被警方拘捕，而每次都被取保的“传奇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