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小磊)6月30日，做为第一批《腾飞粤港澳》的采访记者，我和同事陈燕、陈菲开始奔赴广州、江门，与当地电台进行了为期10天的联合采访。
    面对“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这样宏大的主题，又是作为先头部队的第一批采访记者，我们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出发前，我们与主管领导、合作单位、被访嘉宾反复沟通，指定了详细的执行方案和操作流程。到了广州和江门之后，我们抓紧一切时间展开了采访工作：从普通市民到政府官员，从街头的随机采访到演播室的嘉宾访谈，一共采录了尽60个小时的录音素材，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故事讲述着城市与国家的变化。
    在随后撰稿、制作的过程中，个人在新闻业务上也有了非常大的收获与提高。节目播出后，听众的反响也非常的热烈。而那些采访中的人与事却是最让我感动的：

    江门的越南归侨：祖国，我回来了！
    “一到深圳，一过罗湖桥，啊，看到五星红旗，我跟一个同伴就跪下了，很激动，啊，祖国，我们回来了！”当坐在我们对面的老人哽咽着说出这段话时，现场的记者也被深深打动了。
    江门是是我国著名的侨乡，旅居海外的乡亲多达370多万，分布在世界107个国家和地区。60年前，一万多江门归侨或舍弃家产，或痛别亲人，为了建设祖国，为了革命信念，毅然回到了祖国母亲温暖的怀抱。
    接受我们采访的这位老华侨，名叫罗凌，今年80岁了。60年过去了，但是回忆1949年从越南历尽艰险，踏上新中国土地的那一刻，老人还是激动不已、潸然泪下。
    罗老是江门著名的作家、诗人，多年来无论是在很艰苦的环境，还是在病中，他一直笔耕不辍。面对记者的话筒，罗老还动情地演唱起了自己创作的《归侨之歌》，罗老说：“60年啊，我和共和国是同龄的，跟他共同经历着每一个风风雨雨，每一个胜利，每一个曲折，共同喜悦悲伤，我正在准备写一首长诗来歌颂共和国60周年！”

    五邑大学学生：我希望可以去家乡最需要的地方
    “在我们江门的农村也有一些贫困和留守的学生，而我是学师范专业的，我希望毕业以后可以留在家乡，去农村，像我的父辈一样为自己的家乡贡献自己的力量。”五邑大学图书馆的门口，我们随机采访了这位剪着短发，带着眼镜的小姑娘，她叫梁惠怡，就是江门人。
    由于历史及风俗的原因，江门在习惯上称为“五邑”，建国六十年来，五邑侨胞为家乡捐资赠物总值超过50多亿港元、在家乡投资超过40亿美元，开办企业3000多家。在数不胜数的公益项目中，投资最大、影响最广的是侨乡的最高学府五邑大学。
    当年负责侨务工作的吴淡初老人回忆说：“小小的江门，财政收入不过１亿多，从哪儿出钱办大学？就是群策群力，内外合一。外的就是我们的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华侨。第一个捐款的就是司徒辉，带头捐款100万港元。” 司徒辉是江门开平籍知名实业家，1984年初，由司徒辉先生牵头，“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响应筹建五邑大学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建校以后，以利国伟先生、伍舜德先生、吕志和先生等为代表的五邑乡亲共捐款２．２亿港元，建楼宇５０多座。
    五邑大学校长胡社军说：“我们对华人华侨的感谢、感恩不仅仅局限于金钱方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一位华侨叫陈子乐，是香港中文大学化学系的退休老师，他退休以后，每个星期六星期天自动地坐船从香港到五邑大学，进行英语的双语讲课，风雨无阻20年，没有取过学校一分钱报酬，我们学校也没有支付一分钱交通费，20年，整整20年，一直到08年结束。所以海外华人华侨对五邑大学的那种感情和支持，不是用言语所能表达的，在国内的高校中间也是不多见的，非常富有特色。”

    解放广州的老战士：听到了海珠桥爆炸的声音
    “当时国民党的军队为了逃跑，炸毁了海珠桥，我们还没到沙河，就听到海珠桥爆炸的声音。”
    海珠桥，1933年2月15日建成通车。1949年10月14日，国民党反动派败退前夕炸毁了广州海珠桥。今年82岁的马世诚老人当年随解放军南下解放广州时还是个20出头的小伙子。谈到解放广州前后的情形，荣宪增的记忆里最深刻的莫过于10月14日当天凌晨3时就开始的行军，国民党50军被打得仓皇逃跑。战士们显得非常兴奋，为了加快行军速度，大家干脆将背包扔掉只带着枪，“几乎是跑着到了广州。”

     广州市民黄阿姨：广州三件宝：司机 医生 猪肉佬
    “原来是‘宁要河北一张床，不要河南一间房’，以前我跟我的同事说：‘千万别去海珠桥南边去住的，太荒凉了’，现在，我准备去河南买房子呢，那边小区我都转过了，都不错！”
    广州人称呼珠江南岸的海珠区为河南。相对应，珠江北岸就称为河北了。50年代时，河南区经济并不发达，因此盛行“宁要河北一张床，不要河南一间房”的说法。现在住在白云区的黄阿姨今年50岁，她翻出家里的老照片为记者讲述着这几十年广州的变化：“六七十年代广州有三件宝：司机、医生、猪肉佬，那个时候广州买什么都要凭票，当司机的出门用车很方便，医生看病方便，卖肉的，当然是吃肉方便啊！当时广州人交朋友、嫁女儿、选媳妇都想找这三种人。”
    后来的三件宝从“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到“电视、冰箱、洗衣机”到现在的“买楼、买车、买电脑”，这些都是这个家庭特殊的印记，也是这座城市和我们国家共同的成长。黄阿姨翻箱倒柜地找出了20年前的手风琴，手风琴音色没有变，黄阿姨边拉边唱起了：“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

    广交会广东代表团团长：周总理亲自来广交会了
    作为中国人自己打造的第一个国际展会品牌，在广州举行的广交会也是这个城市独特的标签。
    伍明光是广东外经贸委原副主任。广交会广东代表团团长。从1963年开始，伍明光参加了近60届广交会，是任广东团团长最长时间的“老团长”。伍明光回忆说：“1967年广交会开幕前夕，红卫兵准备冲击广交会，在紧急关头，周恩来总理及时赶赴广州，我们一见到总理炯炯有神的目光，大家欢呼雀跃，大受鼓舞。这次春交会可以说是永生难忘，如果不是周总理亲自来了，广交会都不知道能不能举办。”
    从82年参加第一届广交会开始，一直到2009年，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钟浩森每一次都带队参加。他仓库里找出了两台老式打字机，在采访现场饶有兴致地打起字来：“80年代，可以参加广交会那是非常荣光的事情。改革开放前，广交的作用更加特别，那是我们外贸的唯一出口。那个时候我们白天谈判，晚上就回宾馆用这个打字机打合同。”
     在广交会这条通往国际舞台的桥梁上，部分已经率先走在前面的企业，通过在广交会上的厚积薄发，开始走出国门，直接在国外设立企业。广州中华精艺雕刻厂高级工艺师靳兆光说：“我93年参加广交会，那个时候我只是一个民间艺人。广交会给了我一个舞台，给了我在世界上弘扬我们中国工艺美术文化，通过12年的运转，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公司，最近在美国纽约又多开了一个货运公司。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广交会这个平台。我们企业就不可能存在，我们企业就不可能走出国门。”

    广州的IT白领：我们比父辈更有创意
    “我们广州人是敢打赶闯的，我妈就是刚刚改革开放就去开商铺的，我现在一样，不过我觉得我们年轻一带更有创意。”
     在广州的天河商城，我们采访了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黄嘉俊。白天，他是IT公司的白领，有非常不错的工作岗位和收入，而晚上，他在天河商场的地下一楼开了一个7平米的小店面。小店叫‘创意小筑’，出售的都是一些非常有创意的小产品，包括生活用品、工艺品等等。他说：“我大学学的就是计算机，我非常喜欢我的专业，但是我觉得年轻人应该自己创业，开这个小店也是我的兴趣，虽然辛苦一点，但是我很开心。跟我的父母比，我们现在竞争更激励，生意更难做，这就需要创意了，我们年轻人更有创意更有想法！”

    在工作中，我的新闻业务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这些生动的小故事表达着每一个华夏儿女的真情实感，展示着伟大祖国60年来点点滴滴的成就与辉煌。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非常荣幸可以参与到这一次大型报道当中，除了被这些故事感动之后，新闻业务更是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从最开始的选题、策划，到采访、录音、撰稿、合成，每一步都是一次学习和锻练。
    例如：有关于广州民生的一期节目“海珠桥边新生活”，在撰稿的时候就不断地有问题出现：面对60个小时的录音素材，怎样挑选出最有新闻价值的那几十秒？挑选出来之后又应该怎样通过文字去进行再创作？在撰写文字时，怎样巧妙地介绍背景资料？怎样合理地与音响结合？等等，在一次又一次的修改当中，不断解决旧的问题，又不断有新的问题出现，一直改到第七稿，“海珠桥边新生活”才终于定稿。
    说实话，每一次修改采访提纲、或者是稿子、节目时的心情都是非常复杂的：既害怕又期盼，既欣喜又沮丧。因为每一次，我都觉得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已经做到了最好：“你看，我的稿子做得多漂亮！”。于是高高兴兴地把稿子交上去，可是，马上又被打回来，而且还指出了一大堆的问题，心情当然马上变得非常低落。但是，有问题，就有学习的机会，就有上升的空间！于是在学习和修改中又有了新的收获与进步，当然又会特别的高兴。
    相信，除了我，我们华夏之声其它参与到“腾飞粤港澳”节目当中的同事都有同感：虽然辛苦，但是收获很大！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能有更多这样锻练的机会！同时，再一次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一定用手中的话筒，记录更多新中国的变化与发展，为祖国喝彩，为祖国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