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部砚台演变史，就是一部中华文化、文明发展史。砚台几乎是与书写同时产生的，可以说有了砚台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书写。因此，砚与文明共生，是文明的载体，它不仅仅只是书写工具那么简单。

砚者，研也，磨也。砚台始于研磨器，至少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砚就有了它的原初形貌和功能。从上古传说来看，北宋苏易简《文房四谱.砚谱》中有：“昔黄帝得玉一纽，治为墨海焉，其上篆文曰：帝鸿氏之砚。”墨海为砚之别称，帝鸿氏即黄帝。黄帝是传说中的人物，这是关于砚台的最早形诸文字的传说。而从考古发现来看，我们所见最早的初始砚应该是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长17.8cm，宽14cm，有大小两个凹槽（可视为墨堂和水池的雏形），残存红色颜料，形制规整，与后世书写之砚极为相近。而西安半坡出土的研磨器，形状和砚台一样；姜寨一期文化出土的石砚，颇具有后世砚台的特征。

自然，考古永远是一个难以完结的课题，我们许多关于文明和历史的定论或者结论，事实证明都是不准确的。如湖南澧阳平原城头山遗址的发现和挖掘，就至少将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推前了两千年。因此，仰韶文化遗址中所出土的初始砚是否就是真正最早的，实在不敢妄下结论。说不定不久之后，考古又有新的更早的发现呢？

祁阳石砚台 艺谦坊出品

但无论如何，我们已经通过考古发掘出来的实物证明了在汉代以前，就已经出现了石砚、陶砚、铜砚和漆砚。比方1985年江苏姚庄101西汉墓出土的彩绘嵌银铂漆砚，砚身以及砚盒绘云气、虎、豹、羽人、孔雀、蛟龙、大雁等各种纹饰，工艺繁复，富丽堂皇，神秘玄奥。同样是江苏，1969年徐州汉彭王墓出土鎏金怪兽铜砚，通体金光烁烁，镶满宝石，华丽到无与伦比。汉代开始，因为产生了以松烟为主的人工手捏墨，砚的制作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水平得以迅速提高，尤其是到了西汉中期，随着纸的发明，砚台已经从实用性向装饰性和审美性大踏步前进，作为书写工具的砚台，它已经具备了艺术或者说美学的特质，不仅可用，而且可赏。

二

但砚台从形式到内涵真正得以充分演变和发展，并将砚台本身上升为砚文化或砚美学的，只有到了唐、宋，才有了这种质的飞跃。当然，这个飞跃，得益于隋代开皇年间的伟大发明：开科取士。天下寒士，可以通过读书科举之路直登朝堂，帮助皇帝打理国家，一展抱负。天下读书人多了，作为书写工具的砚台，从材料到制作，功能到形制，自然就日益完备，也更讲究。

唐朝是一个个性张扬、豪迈奔放的时代。所以唐代不仅各种砚式基本发展完备，如大家所熟知的石渠式、箕形式及多足砚等，更重要的是，从唐开始，十分讲究砚材的取舍，是不是起墨益毫，色泽是不是赏心悦目，成为选取砚材的新标准。广东肇庆的端石，安徽的歙石，山东青州的红丝石，河南虢州、山西绛州的澄泥砚，都有容易发墨又不损伤笔毛、色泽悦目的优点，自然就成为那个时代上至王公贵族、文人士大夫，下至村野寒儒，梦寐以求的文房至宝。一般都认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四大名砚”，是从唐代才有的。唐砚的取材，除了四大名砚，还有陶、铜、金、玉、石等各种材质。制砚者不仅要考虑材质的佳劣，即实用性，还有讲究式样也即形制的美观与标新立异。故而唐人琢砚用砚，在追求实用与艺术趣味结合的同时，还会有着个性的高度融合。更重要的是，在这个伟大的朝代，砚，开始被赋予人文寄托与追求。

沅州石镇纸 雕刻 蒲雪堂

笔者一直认为，在我们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化支脉，或者叫做支流，那就是雅文化。比方清玩清供、诗酒雅集、琴棋书画等等，这种深入文化人血脉和灵魂深处的、只属于精神层面的小众文化，就是雅文化。而砚文化，即是典型的雅文化之一种。

那么，从什么时候起，才逐渐抵近人、砚合一境界，并把砚作为文化与美学对象，上升为雅文化范畴？笔者认为，无疑是在宋代，至少是从宋代开始。

应该说，唐和宋，是中国读书人魅力四射而且风华绝代的时代。当然也是砚文化最璀璨、最迷人的时代。尤其到了宋代，砚的型制式样，开始千变万化，各美其美，在传承了前人砚式的基础上进行大胆创新求变。对于宋代的文人士大夫、读书人来说，砚既是书写工具，更是案头雅玩。在他们的意识里，凡是和自己的日常相关的一切事或物，都必须是精致的、雅致的，他们对待生活从来不会马虎潦草，他们用慢节奏的一生来追求生活的质量和生命的质量。

有人说过，宋代是中国几千年来最讲求生活质量也最懂生活的朝代。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只需稍微了解一点点宋词和宋画，还有瓷器中五大名窑那种极简极雅的审美趣味，那种后人难以企及的优雅从容，就很令人遐想。而作为宋代文化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读书人也即文人雅士对于文房用品的讲求自不待言。砚台作为文化人不可或缺之物，宋代的砚式较前代更加丰富多样，如太史砚（抄手砚）这种高墙足或者三乳足蝉形砚，还有随形砚等等。

宋砚最为引人关注也最为后世所重视的，当然还是在砚台上琢刻各种图案和文字、山水、花鸟、人物、纸和绢上能够写或画的，一样不落地搬上小小砚台。在砚台上刻写世事人心，描摩天地万物，这是宋人的发明也是宋人了不起的贡献，对于砚文化的贡献。同时，在砚的式样、形制以及砚足的演变方面，宋砚在不断突破前人而有所创新发明。宋代砚式的多样性和创新，无疑也体现了文人士大夫审美追求的丰富多样，但它之所以是中国砚史上的发展高峰，却更多的是得力于那些千百年后我们依然为之倾倒的伟大人物。如欧阳修，苏东坡，米芾。大家都知道欧、苏的砚铭是历代文人中写得最好的，更知道米芾是一个砚痴。可以这么说，宋代的文人没有一个是不爱砚的。在历史上，真正将砚上升到雅文化，并为之痴迷，把砚当作收藏和研究对象，著书立说，是从宋人开始。苏东坡是砚台收藏大家，米芾更是。而且，宋人中像米芾或者苏易简这类独立特行的人物，才会写出《砚史》和巜文房四谱.砚谱》这样流传千古的著述。

宋代的匠人和文人共同创造了中国砚文化的高峰，是他们让宋砚在中国砚史上不同凡响。宋朝不管是声名鼎沸的文豪、权贵，还是士大夫、村儒，大抵都喜欢在小小的砚台上寄托自己大大的情怀和抱负，还有对世事、人心的洞达。对砚如赏山水，读铭如晤古人。赏一佳砚，如赏一方好山水；读一佳铭，如读一段好心情。

砚以及砚文化发展到明、清，乃至民国，我们可以用百花齐放、各尽其美来形容。砚材运用之广泛与式样之推陈出新、随性随机，雕刻之花样繁多与砚铭之趣味横生、或庄或谐，难以一言以蔽之。从明清两代开始，琢砚名家辈出，文人与匠人往来密切，共同联手，工匠精神和文化艺术有了前所未有的融合，这种融合来自高度的审美自觉与文化自觉。如大文人黄任和砚雕史上第一个女性雕刻家顾二娘的合作，就非常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为有了文人参与砚台制作，砚文化才有了突破前人的可能性。而且，明清两代包括民国在内，出现的藏砚家之多以及关于砚的著述之多，也是空前，甚至绝后的。至于砚台材料的运用，可以说也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举凡瓷铜竹木牙角金银玉石，甚至漆砂、琉璃、宝石，秦砖汉瓦，等等，都可以用来当做砚材使用。

三

根据笔者的研究，对于砚台的称谓，在砚以及砚文化的发展流变过程中，大致可以分为三类。首先是以砚材产地命名的情况比较普遍，如端砚、歙砚、洮河砚、松花石砚、祁阳石砚或者五盖山砚等等；其次就是以材质来命名，如红丝砚、澄泥砚、牙雕砚、瓷砚、玉砚、漆砂砚、砖砚、瓦砚种种；还有就是以砚台的样式也即形制来命名的，如箕形砚、石渠砚、抄手砚、蝉形砚、随形砚等等。

笔者发现，自古以来，还没有以一个省的简称来命名砚台的。比方说山东产的砚，没有人管叫它鲁砚的，山西产的砚叫没有人管它叫晋砚的，广东产的砚也没有人管它叫粤砚。砚台以产地命名一般都会用小不用大，即仅仅限于具体的砚矿出产之地命名。

不过，也有例外。也可以说，终于有了例外。

自古敢为天下先的湖南人现在就开了这个先例。

由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长沙市文化艺术界联合会主办，联合有关部门，举办一场前所未有的、以“湘砚”命名的大型活动：“各美其美——发现湘砚之美艺术展”，以官方的名义第一次打出了“湘砚”的大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颇具气魄而且有着远见卓识的创举。

荷塘鸳鸯 沅州石雕博物馆藏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全民网络、全球网络化的当下，在砚台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只存在欣赏价值的今天，这样的活动必将对于砚文化的弘扬与研究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笔者已经说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砚文化属于雅文化的一种，而且是非常特殊的一种。砚台作为文明的载体，与文明共生，一个伟大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就是从小小的砚池中奔涌而出的，关于这一点，在笔者上世纪九十年代所著《刘鸿伏说古砚》首篇《砚中滋味》中有着充分的抒写。将湖南全境自古至今发现、开采以及雕刻、使用的各类砚台统称为湘砚，这是非常有新意的。从砚的演变和砚文化的发展角度来看，“湘砚”这个概念的提出，首先打破了传统对于砚台命名只限于某个具体产地的惯例，有了更为广泛的人文意味和内涵；其次也体现了地方党委、政府对某些日渐式微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与推动的决心。

那么，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湘砚在中国砚台发展史上，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水平和地位？

客观地说，湘砚没有“四大名砚”那么著名，也没有松花石砚那么具有皇家气象。但从它的演变发展、品种的丰富多样和它无与伦比的人文附加值而言，湘砚相对其他地方的砚文化不仅毫不逊色，而且独具异彩。

因此，笔者认为，如果把中国的砚文化比作大海，那么，湘砚就是流向大海中一条浪花飞溅、云蒸霞蔚的长河。它从时间深处曲折逶迤地流来，从高山绝谷穿云破雾地流来，带着湖湘人的血性和家国情怀，也带着湖湘人的创造精神以及工匠精神。

如果说，一个古国的历史文明和精神是从小小的砚池中流出来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湖南人的性格和湖湘文化，却是在砚池里磨出来的！王船山如此，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如此，黄兴、蔡锷如此，毛泽东亦如是！生于乱世，起于贫寒，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吃得苦霸得蛮，投笔从戎，国尔忘家！

这是人、砚合一的最高境界。

湘砚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精神。

四

湘砚最早见于史籍记载的，是宋代大藏砚家、书画家米芾的《砚史》，他为我们留下了关于长沙深谷中产绿石并且被商贾用它来取代和假冒名贵的绿端，谋取暴利的历史真相。湖南的砚台收藏家和制砚家们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和研究，得以还原这个被米芾写进《砚史》的长沙深谷中所产绿石，就是曾经一度失传和淹没的谷山砚。大家惊奇地发现，它的温润与细腻程度，它美丽多彩的石纹与色泽，都远远超出了绿端！

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考古发现的最早纪年款的砚铭，恰恰也是在湖南出土的！

根据民国时期国学大师商承祚先生在其《长沙古物闻见录.续记》中所载，他曾于长沙小吴门外古墓中得到一方后晋天福五年的石砚，他把它叫做“石屐砚”。其实，所谓石屐砚，就是箕形砚。商先生详细记述了这方天福五年石砚的情况：此砚上下角微缺，长11.7cm,上宽7cm，下宽7.9cm，上高1.2cm，下连高足1.7cm。砚背刻有三行文字：“天福五年七月七日，买屯砚瓦，亲书记。”并且有口口署名款，但时代久远毁坏严重，已不可辨识。石砚为紫酱色，是后晋高祖纪年款。商先生在同一本书中还记载了当时长沙文物巨商蔡季襄也收藏有天福砚，并且有具体描叙：“砚首略残，足两梗达于首，”“字四行：天福五年五月一日，买屯端州彦（通假字，砚。）瓦，计价钱五拾阡（通千）文，买叁拾阡文，释侣口口口”（署名不可识）。这位并不贫寒的出家人，花了大价钱从遥远的端州买来的名贵砚台，因为太过喜爱，将它当做陪葬品带进了坟墓。笔者发现，此刻铭文字，与马希范溪州铜柱上所刻极为相似，如千字都写作“阡”。商先生的天福纪年款砚，曾经在“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长沙古器物展览”会上展出。

“湘砚”概念的提出，当然还基于湖南砚石也即砚材的丰富多样性和湖湘文化的血肉联系。

从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来看，至少从唐、宋开始，千年以降，时至今日，在湖南全境已经被发现、开采并制作使用的上佳砚材，已有近20种之多，知名的如：谷山砚、沅州石砚、菊花石砚、水冲石砚、祁阳石砚、溪石砚、五盖山砚、资水墨玉砚、以及只有湖南地域才出产的化石砚等等。湖南砚材的丰富性，以及各类石材的色泽与石纹之艳丽多彩，还有它们质地的细腻、温润，都已达到古人对于砚石佳材的所有标准（可参见本人出版的《刘鸿伏说古砚》与《刘鸿伏砚话》）。更何况这些佳石千百年来经过制砚家精琢和一代代湖湘名人如周敦颐、陶澍、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王船山、魏源、何绍基、毛泽东、齐白石等等这些人物的心追手摩！而湘砚发展到当代，在民间力量的推动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已经呈现出起死回生、朝气勃发的势头！那些有志于砚文化的投资者、文化艺术家，还有在全国知名的砚台收藏家和砚文化学者，都欣然投身到湘砚的振兴中，他们共同把砚雕的技艺和砚材的运用，推向一个崭新的境界，从现代审美和创新的角度把砚台的可玩可赏性发挥到淋漓尽致。湘砚文化因此推陈出新，发扬光大。

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打出“湘砚”的旗号，而绝非虚张声势。

那么，我们就很有必要把有关湘砚的情况略做一些梳理。

笔者为此理出如下线索：

湘砚的概念；湘砚源流考；砚材的发现；材质之美；琢刻之美；湖湘名人留痕；湘砚与湖湘文化；湘砚在砚文化史上的地位；湘砚的发展与未来。

上面所列，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了，足以写一本厚厚的专著，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够解决或者能够说清楚的。笔者之所以愿意把它罗列出来，并供同道参详，乃是寄希望于将来。

无论如何，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坚信：湘砚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它必将为新时代湖湘文化的弘扬与发展，生出新的力量，放出新的异彩！

（作者 刘鸿伏）

作者介绍：

刘鸿伏，当代作家，学者，收藏鉴赏家，书画家。湖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已出版长篇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集和文物文化专著36部，散文集《父老乡亲哪里去了》被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推荐选入中国农家书屋目录；文物考古专著《遥远的绝响》入选中华百年文博精华。新作长篇小说《南荒记》热销。

散文《父亲》选入中学教材三大版块之一苏教版高二语文课文，选入高等职业教育语文课文和沪教版初三语文课文。

另有《板桥上的乡愁》《寒鸟》《鹤》《梦里河山》《怀念一条狗》《笕记》《一枕落花香》《读书的心情》等近三十余篇，用作全国各省市高考模拟冲击题，或选入人教版及多省初高中语文课外教材。作品被译成英文、日文、瑞典文出版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