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任何离开工农群众的自强运动、改良主义或民主革命,都不能完成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在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与教训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纠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开始逐步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而这种转折,正是从江岸召开的八七会议开始的……
从武汉向南昌:人民军队诞生前夜
1927年先后发生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在人民军队的创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武汉正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策源地,并与广州起义关系密切,建军大业的许多重要筹划与准备工作,是在今天的武汉市江岸区区域内进行的。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反动武装在上海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此前中共党的组织虽然也渗透到军队中,但党对建立自己直接领导的军队、牢牢掌握武装斗争的领导权,并没有足够的重视,因而留下了血的教训。
1927年5月,周恩来同志来到武汉,进入了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层,工作重点是积极创建党的武装力量。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建立,周恩来作为中共秘密工作和统战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及武装力量的创建者之一,曾多次来到武汉开展工作。他先后在武汉居住过的地方,已知的就有汉口铭新街余记里、胜利街德林公寓、长春街(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和武昌珞珈山等多处。1927年在武汉,他和夫人邓颖超大多住在汉口余记里。
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
1927年5月26日,中共中央第十一次常委会在汉召开,决定在国民革命军中发展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并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建立党团组织,以加强中共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力量。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会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等五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7月下旬,常委会在汉召开,做出了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重大决策。会议结束的当晚,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就在陈赓的护送下,连夜从武汉赶往九江后再转往南昌指挥起义。
周恩来指挥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的领导和指挥下,由中共掌握或影响的 2 万多人的军队,在南昌举行了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作为南昌起义的主要决策者和组织领导者,周恩来因为要赶赴第一线,没能参加几天后在汉口举行的八七会议。但周恩来此行的目的和意义,与八七会议的精神一脉相承。此前,中共中央已在1927年7月做出了开展土地革命和组织武装起义的决策,并开始制定秋收起义计划。8月3日,中共中央曾在武汉发出了《关于湘鄂赣粤四省 农民秋收暴动大纲》。
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行动,极其机密。直到临行前,周恩来对邓颖超也守口如瓶。邓颖超后来回忆:“恩来直到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待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
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室
参与南昌起义的不少主力部队是从武汉开拔的,一些主要军事将领也是从武汉出发的。例如,当时担任南昌起义军参谋长的刘伯承,其公开身份是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为了迷惑国民党反动派,刘伯承事先在《汉口民国日报》刊登启事托病休假,然后秘密乘江轮离开汉口前往九江,然后转道赶赴南昌。
参与南昌起义的另一位将领贺龙,在河南取得了北伐胜利,率军返回武汉后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周恩来就是那时在武昌的圣约瑟学堂与贺龙见面,两个人一见如故并促膝晤谈。据贺龙后人回忆:“正是在武汉与周恩来的一面之缘,使贺龙下定了决心跟共产党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