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泽宽骑着旧摩托车奔驰在绵延的乡间公路上，插在车尾的大旗迎风展开。经过旅途的风吹雨打，旗已不新了，但上面印着的男孩的笑脸，仍崭新如初。

　　这是电影《失孤》中，刘德华饰演的农民雷泽宽奔波寻子时的常态。随着电影上映，“儿童拐卖”这个刺痛中国社会的问题又引起了新一轮的讨论。

　　“失孤”面前，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技术正赋予人们越来越多的手段。

　　电影中，老雷的儿子是1997年失踪的。而在银幕外，于1996年失踪的 “安珀·海格曼”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失踪儿童。正是他催生了美国失踪儿童报警系统：安珀警戒(Amber Alert)。

　　它像守护孩子一般，紧紧跟着媒体发展的脚步，一步也不曾落下。

　　最初，它通过电视、广播、手机、电子邮件、路边电子告示牌等多种渠道向全美发布失踪儿童信息。

　　而在互联网普及后，它登上社交网络，钻进电子地图。如今，用户只要到其Facebook页面完成注册，就可接收警报信息，并分享给好友。

　　如果你使用谷歌地图产品搜索的地名，恰好在儿童失踪事发地的一定范围内，地图就会马上反应，并列出失踪儿童的姓名、年龄、性别、失踪的具体地点和时间等信息。进一步点击后，你还能了解失踪儿童的着装、疑犯信息和疑犯车辆信息等。

　　此外，谷歌还同加拿大儿童保护中心和欧洲失踪儿童调查机构开展了类似的合作。

　　《失孤》中，也处处可见互联网的踪影：qq、微博、贴吧论坛……志愿者和失踪儿童的家人们利用各类工具互通信息，“线上打拐”。就连文化水平不高的老雷，也学会了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敲击键盘，与网友共同寻子。

　　电影中有一个平凡却令人动容的情节：老雷和旅途中相遇的青年一起逛夜市，一回身年轻人就没影了，老雷当时很着急，大喊。

　　回过神来看这段，老雷的着急没必要。在故事发生的2015年，智能手机和移动网络已普及。针对年幼的儿童，不少机构还专门设计出防走失的“可穿戴设备”。

　　这类设备有手环、小挂件、鞋履等多种形式。其原理是通过内置的GPS芯片对穿戴者随时定位。家长可通过与可穿戴设备相配套的手机应用向设备发送命令，随时查找孩子的位置和行动轨迹。

　　这类可穿戴“小保姆”还有一定的学习能力，能根据孩子的日常活动范围，标识“安全区域”，一旦孩子的活动超出这个范围，设备就会向家长的手机及时发送警报。

　　除了基本的定位和警报功能，可穿戴设备还能通过录音、照相、摄像进行环境识别，在GPS定位的基础上，更加准确地描摹出孩子所在的环境。

　　从1999年起，中国启动“全国人口信息联网工程”。但当时工程的主要内容是实现户籍管理的电子化，并不包含指纹、DNA等复杂信息，也不要求儿童提前登记。

　　影片中，长大了的失踪儿童曾帅一直没有身份证，因为他被拐时不存在儿童指纹信息或DNA信息数据库，无法确认其真实身份。

　　如今，这张覆盖十亿级人口数量的“网”，已经可以通过指纹、DNA技术完成对单个人的精确识别、定位和管理。

　　2012年7月，韩国警察局开始试行指纹等事先登记制：在经过监护人同意后，提前登记儿童、痴呆患者等的指纹、头部照片及其他个人信息，以方便快速寻找失踪者。

　　同年，中国颁布的新修订《居民身份证法》也规定了公民在申领、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时应当登记指纹信息。《失孤》中，曾帅找到亲生父母后办身份证时就有录指纹的环节。

　　如果曾帅被拐前就有这种“人口联网”技术和系统，那他就不用骑着摩托车到处找“吊桥”了。在拆和建每天发生的中国，血液里的DNA比对建筑的模糊记忆要靠谱得多。

　　当“人口联网”和其他防止人口失踪的技术与制度发展完善后，但愿《失孤》这类“打拐”题材的电影将不再被定义为“现实社会问题片”，而变成一种回忆往昔的“历史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