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广播剧六十年》征文

　　　　　　文/中央台蔡淑文

　　那应该是1983年的六月，张承志中篇小说《黑骏马》终于被批准可以被改编成广播剧了，因为我和编辑同时选材，所以由我导演制作完成。记得初看小说，是在医院病房陪丈夫化疗中一口气读完的，当时鼻子发酸，欲哭无泪，我被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命运深深地感动了，除去感叹命运的不公，还有一种创作的冲动，我似乎已听到了钢嘎·哈拉——那匹黑骏马的奔腾和嘶鸣……这也许就是职业的特点吧，不管在什么环境下，都会被作品带到联想中。

　　八月底，改编剧本定稿，期间和编剧反复讨论几易其稿，把一个中篇小说改编成一个60分钟的单本剧，要改编者有很强的剪裁和驾驭能力。剧中男女主人公童年、少年、青年及至到9年后再次相聚，都要容纳在60分钟之内，剧本改编得流畅，把原小说中主要情节内容全概括进戏中了。

　　剧本定稿，意味着这个戏的全面工作铺开，一个是台内的班子，导演、音乐、录音及录音制作，另一个是台外的班子，演员、作曲和乐队，作为广播剧的导演，重点考虑演员班子的组成，并与音乐编辑商量作曲、配乐等事项，其实，在编辑改编过程中我已开始考虑由谁来承担男女主人公了。只是剧本尚未定稿，无法联系演员，因为广播剧制作周期较短，演员参加演播往往是见缝插针，联系演员绝大部分在十天之内。

　　从剧本定稿变成铅字那天起，我就开始和剧中的男女主人公连在一起了，白音宝力格和索米娅从童年、少年，相依相伴的青梅竹马，到青春年少朦胧而纯真的爱情，再到9年后的重逢，各自的苍桑，心灵的创痛——一个孤独的男人和一个四个孩子的母亲，谁能驾驭这种题材来演绎男主人公白音宝力格？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中央歌剧院的高玉发，他那磁性的声音，他那深沉而有力度的语言表达，在过去合作中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对，就请他！拿到定稿剧本的当天，我就跟中央歌剧院联系，几经周折，终于打通了他家中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他夫人李元华甜美的声音（广播剧导演职业特点，先从声音认人）。她告诉我，高玉发已调离中央歌剧院，到河北歌剧院，任院长职务上任去了，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接着她又说，下周他可能回来有几天休整。有几天，那太好了，我一方面联系其他演员，一面等着高玉发的电话。

　　一周后的一个早上，我急忙赶到办公室向组长请假，丈夫又一次化疗，今天要出院了，刚离开办公室，就有同事在办公室叫喊让我接电话，我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多日以来我希望听到的声音。高玉发让我尽快把本子送给他看看，我们约定下午见面。

　　那个年代，广播剧导演身兼数职。送剧本、接送演员、订餐、发稿费等等一切杂务均由导演承担，甚至音响效果也被导演兼过来了，当然主要任务是组织演员排戏、录音和后期制作。

　　记得那是个极其炎热的下午，我乘15路公共汽车到虎坊桥站下车，还要步行两站路到高玉发的家，9月的阳光像火盆一样炙烤着，什么叫烈日炎炎？把人能晒出油来。当我敲开高玉发家的门时，他们夫妇已在等候，一看时间，正好3点。

　　顾不上寒暄，顾不上介绍，先把剧本交给他，在他匆忙浏览剧本中，我才静下来：一个普通的二居室，清静安逸，令人羡慕的艺术家夫妇。

　　不大功夫，他把剧本看了一遍，肯定地说：“我喜欢这个剧本。我刚到河北报到，回来办各种手续，参加演播这个节目没问题。”接着，我就把对这个剧本的处理和想法，对白音宝力格这个人物的设想，一古脑地向他诉说着，他笑着说：“导演，好长时间没合作了，你还是那股劲，只要一谈剧本，所有的神经都调动起来了，一说起节目，就那么兴奋，那么认真。你歇一会，喝点水吧。”稍停，他又问我，“听说你爱人……”又没有说下去，“啊，他还好，我该回去了。”这时已是下午4点30分了，我无法说出，我爱人今天刚出院，还一个人躺在家里呢。“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准备，你刚刚不是让元华演播剧中的女教师吗？我会让她代替女主角，帮我对台词，我一定按你的要求，把白音宝力格演好。”后来录音时我发现，他们夫妻二人演播的角色，几乎把台词全部背下来了。

　　从剧院宿舍出来，一股热浪迎面扑来，我才感到，两腿发软，几乎没有什么力气了。我这才想到，中午饭还没吃呢，上午去医院办手续接丈夫出院，扶着他虚弱的身体挤上了337公共汽车时已快12点了，回家后紧忙活一阵，让他吃完躺下，我就抓起剧本，直奔歌剧院来了。可能刚刚谈剧本太兴奋，没有感觉，现在才感到，饿得前胸贴后胸。

　　看满街人流匆匆往来，我真想在地上坐一会喘口气，想想躺在床上等我回去的丈夫，想想已经放学回家等着吃饭的两个孩子，似乎又来了力气，抓紧吧，赶车吧，赶快回家吧！不然赶上下班高峰就更难挤上车了。

　　当时学校已经开学，因为剧中有两个孩子的戏（王雪纯和王童，那时已是演播小明星了），要照顾他们，必须要在周日进棚录音，说起当年的拍戏，真是认真呐！先用一个晚上给两个孩子说戏，再到青年艺术剧院为演女主角的宋洁送剧本和说戏。全部到场再录音（记得我去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录制连续剧《居里夫人》时，在著名配音演员乔榛家中排了两天戏，然后才进棚录音），导演阐述导演构思之外，对剧中人物的关系、事件的把握、每个人物的语言动作都要在排戏中与演员一起商榷准确的语言表达方式。在排练录音《黑骏马》这部戏时困难就大了，因为剧中有小演员必须周日进棚，那么就要在周日之前找个下午或晚上专门给小演员说戏。演播女主角的宋洁是当年青年艺术剧院的当家花旦，演出任务多，也要联系好时间，给她送剧本并单独说戏，最后才把这部分分散的演播人员组合在一起并进棚录音，为此这个戏前前后后用了十天的时间，总算完成语言部分的录音了。

　　语言部分完成了，那两天我仍然处在亢奋中，一个广播剧导演，能找到适合演播剧中人物的演员，实在是个幸福的事，男女主人公少年时期被雪纯和童童那稚嫩的、甜美的声音，真切地表达出来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长大了，高玉发和宋洁成长起来的男女主人公配合得那么默契，有些激情段落真是一气呵成啊。剧中女主人公索米娅像草原上所有的姑娘那样已走完了那条蜿蜒在草丛中的小路，经历了她们都经历的快乐、艰难、忍受和屈辱，草原上又成熟起一个新的女人。宋洁演播得太到位了，索米娅，你可知道，我除去把你介绍给我们的听众之外，你也时刻在激励着我。

　　录制完语言后，组长问我：“这个戏春节播出没问题吧？”我肯定地回答：“没问题。”音乐部分，配乐与选材，主题歌作曲，已进入创作阶段，同时在联系乐队。

　　直等到12月初，作曲来电话，因演唱主题歌的德德玛出国演出，乐队忙元旦晚会，把原来的录音时间又向后推迟。这样，我们把录音时间订在了元月13号。

　　电台的工作是交叉进行的，在这期间出去抓紧选材，为下一个节目做准备，又把音乐故事剧冼星海抢录出来。

　　丈夫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多次的化疗已把他完全击垮了，我不知道怎样安慰他，怎样才能分担一点他的痛苦，在那物资还很匮乏的年代，我多希望能做一点可口的营养，盼望他的体力能早一点恢复啊！

　　12月28日下午，丈夫突然咳嗽不止，为一口痰吐不出来几乎憋了过去。正巧，总政门诊部领导元旦前夕巡诊重病号来到家中，看情况不好决定立即送医院，我来不及给孩子们交代，只好请邻居转告他们，我陪爸爸去医院了，一夜无眠地守候着。第二天，哥哥请假赶来医院照看，我回家安排孩子们的生活。老大懂事，他会照顾好弟弟的，我答应他们，元旦那天让他们去医院看爸爸，陪爸爸过节，谁成想，31号人们都在欢度元旦，观看元旦晚会之时，丈夫突然昏厥，当时，病房只有一个年轻的实习大夫，等到元旦清晨八时，医生们陆续上班时，丈夫已在弥留之际，8点50分，他在我的怀里流下最后一滴眼泪。

　　我不知以后那几天我是怎么过来的，我的灵魂似乎也飘飘而去。他病了一年多，多次化疗，虽也强迫自己做好思想准备，但没想到最后他会走得那么匆匆，我在恍惚中煎熬着，是两个未成年懂事的孩子把我从痛苦的深渊拉到现实，是啊，我必须正视眼下这残酷的现实，我的孩子们还有我那年迈的双亲，为了他们我不能倒下。

　　一周后，组长再次来看我时，顺便问了一句，原定的广播剧《黑骏马》春节能播吗？是啊，我还有节目要做啊！记得当时我激灵了一下，原计划元月13日录主题歌，如果推掉的话，那么乐队怎么重新组织？德德玛已经安排了时间，又要等什么时候她才能有时间来录音，再说了，就是定的音乐厅、录音间也要提前调整啊，我当时什么也没有多想，就干脆地说：“按时录音，春节能播出。”

　　元月13日清晨，我梳理一下自己那蓬乱的头发，洗洗那还浮肿着的脸，走向录音间。8点30分，乐队到齐，按惯例，导演向乐队及演唱者简单介绍一下剧情，之前，也曾同音响导演商量过，广播剧的主题歌不同于电影电视的插曲，更不同于舞台演出，它不仅要求演唱者有饱满的热情，更要求吐字清晰，突出歌词部分，融入到剧情当中去，为此，我又单独地和德德玛交换意见，她唱的主题歌，是戏的一部分，是《黑骏马》的灵魂。

　　录音开始了，我在二楼录音间里，听着一楼乐队现场，德德玛那一声长调，啊！震撼人心的长调，还有马头琴奏出的苍桑，把人的心揪得好痛好痛，随着她的歌声，我似乎看到了草原上那一匹由远而近，疾驰而来的钢嘎·哈拉——黑骏马。在那歌声中，我看到了索米垭，大着肚子，一个人在茫茫的草丛中，拉着一辆破旧的牛车，为她的奶奶送葬。此时，整个黑骏马这部广播剧，全部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了，啊，我的黑骏马！

　　广播剧《黑骏马》终于完成后期制作了。记得那是个周六下午，全组同事审听节目，那个年代，广播剧这个做法实在是个好传统，节目无论大小，完成后必须全组参加审听，相互切磋，提出宝贵的意见，甚至有不少节目，部、台领导都参加审听，之后才可以入库安排播出。

　　因为是周六，我忙着在下班前送往胶带室，填好各类三联单，并请胶带室同事再次帮我查看节目时间，加封条。播出日期已定，大年初三，节目组已在等待发播了。

　　走出办公大楼，已是万家灯火，多日来的忙碌，总算有了结果，心反而空落落的，不远处，时有二踢脚的鞭炮声，春节已向我们走近了。我大步向集体宿舍筒子楼的家中走去。在家中，两个儿子等着我呢。那一天，1984年元月18日，丈夫离开我们整整18天了，不知为什么，我脑子里突然冒出儿时学过的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