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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五个一工程奖”
中广网 2011-02-14
    

                                                              文/上海台雷国芬 

《我与广播剧六十年》征文

  1990年,中共中央宣传部设立了“五个一工程”奖,旨在弘扬主旋律,鼓励精品创作。1995年,在全国广播电台台长会议上,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台长陈文炳提议要把广播剧也纳入“五个一工程”评比,此提议得到了全国各广播电台台长的响应。1996年,中宣部决定增设“广播剧、歌曲”两项,但仍沿袭旧称。 

  陈台长下了军令状——由他发起而设立的这个全国最高级别的奖项,我们堂堂上海电台岂有不夺之理?此前我们刚完成新一轮体制改革,成立了广播文艺中心,王小云出任总监,而我则负责广播剧科的工作。台里又派邱洁宇副台长分管文艺中心,直接抓广播剧。 

  我们紧急动员,厉兵秣马。文学编辑祖文忠关注到了上海音乐学院范大雷和他的学生们的动人故事,邀请著名剧作家黄海芹操刀执笔,写了感人至深的广播剧《无言的歌》。我一看到这个剧本就热血沸腾,带领所有创作人员全身心投入创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范大雷的学生孔祥东欣然应邀前来弹奏剧中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曲”,为该剧增添了光彩。应该说,我们这个剧是做得很精致的,主题也是崇高的,完全符合“五个一工程奖”“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要求,而且该剧在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举办的全国广播剧评比中,一举夺得一等奖,还得了最佳音乐奖(杨树华)。我们满怀信心地报送了这个剧,就等着得奖的好消息了。谁料评奖结果揭晓,我们竟然名落孙山。后据了解,评委们充分肯定了这个剧,但东方广播电台报送的《纸月亮》也很精彩,考虑到《无言的歌》在全国评奖中已有斩获,于是评委们都投了《纸月亮》的票。 

  这一下真的把我们打懵了,我们不知如何面对陈台,也不知如何面对台里的各位同仁——天降大任于斯人,我们却辜负了所有人的热望,我们真的感到无地自容。在挫折面前怎么办?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只有卧薪尝胆,东山再起。我们认真查找创作中的薄弱点,决定狠抓一剧之本。我们首次组织部分剧作家到烟台开了广播剧创作研讨会,著名作家叶辛、黄海芹、赵耀民、杨展业、瞿新华等等悉数到会,对广播剧的艺术特征作了深入的研讨,对电台的运作也提了许多中肯的意见。这次会议,联系、团结了作者,扩大了创作队伍,扭转了广播剧创作的颓势,不失为上海电台广播剧史上的一次“遵义会议”。 

  此后,上海电台的广播剧精品创作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在全体创作人员的发愤努力下,连续五届有六部作品得了“五个一工程奖”(第六届《热血男儿》;第七届《凝聚》;第八届《嫁给了公家人》、《白玉观音》;第九届《汽车人》;第十届《走过冬天》)。前后历经十余年,其中的甘苦冷暖,令人难以忘怀。 

  录制《热血男儿》时,正值电台搬家,新棚尚未启用,老棚已拆得七零八落,我们只好借用上海电影技术厂的棚。这个戏场面大,群戏多,而电影技术厂的监听设施又极为简陋。为保证质量,我们录完几场戏便从天通庵路赶回电台审听,一有问题再赶回去重录。来来回回捣腾了一个星期,才把戏录完。我和杨树华天天扑在棚里做后期,半个多月未休息,好不容易才合完。领导审听后却觉得入戏较慢,建议把第一集戏全部剪掉。说实话,这真像从我身上挖掉一块肉,我当然是一千个、一万个舍不得。而且第一集戏以大场面居多,为了录这些戏,我已经掉了几斤肉了!但是精品就是精品,少一块不行,多一块也同样不行,为了艺术的精准,我只能忍痛割爱了。但现在我仍保留着五集的版本,因为其中凝聚着我的心力和心血,我想作为一个纪念。 

  录制《凝聚》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那天我们正在录制高潮戏,男女主人公就要不要将贫困户的真实情况写成报告并通过媒体公布于众,以期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演员龙俊杰说着说着特别激动起来,他一激动,演他妻子的姜玉玲也跟着激动起来,你一言,我一语,你一枪,我一炮,唇齿舌剑地真干起来了。这一场戏整整十分钟,他们居然一气呵成,一口气录下来了。他们感情之投入、之真挚,听得我们外面人的心都狂跳不已。但当他们脸红耳赤地出来时,导演的直觉告诉我,演员未准确地把握时代背景,这场戏过了。但为了保护演员的创作热情,我决定来个慢处理、冷处理。在听取了周围人的反应,证实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又经过和演员的认真讨论,并听取他们意见对剧本作了相应的修改后,我才提出请演员重新录这场戏,演员此时心悦诚服,在表演中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时代感——这种真实的时代感对于一部纪实风格的广播剧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嫁给了公家人》的创作无疑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因为这是农村题材,又是西部的农村,我们对那儿的环境、生活、包括创作对象一点都不熟悉。台领导让我们走出去,到生活中去寻找创作的灵感。王小云、赵耀民和我一起风尘仆仆地赶到主人公生活的所在地——位于甘肃边远地区的预旺,忍着极度干旱(当地八个月滴雨未下)带来的极度不便,采访主人公金占林的妻子、同事、领导、亲戚……感受着当地的贫穷、落后和村民们的淳朴、憨厚,金占林的形象渐渐地在心里树立了起来……我们认真执着的创作态度感动了陪同我们采访的当地领导,他把他所有的资料都给了我们——他相信我们能写好这部剧,他希望能通过广播剧把金占林的事迹宣传到全国去……我们果真没有辜负他的希望,这部戏人物塑造生动感人,充满了西部风情,甘肃电台的很多同志听了都以为是他们台制作的。这一广播剧的创作过程不仅拓展了我的视野,也拓展了我的艺术风格。 

  为了确定《汽车人》的题材,我们曾在桂林展开过一场热烈的大讨论;为了创作《走过冬天》,我们和当事人推心置腹促膝谈心……一场场、一幕幕犹如发生在昨日,回想起来既亲切又温馨。 

  2005年底我退休离开了电台,期间我也找了很多事来充实自己的生活,如上课,健身,旅游等等,但离开了广播剧,我的心里总是空落落的,有种魂不知所依之感。2007年7月,上海广播电视又进行了新一轮改革,成立了广播文艺中心,承蒙郑丽娟总监信任,邀请我回台工作。她交给我三大任务,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做“五个一”的参赛剧目。重新回归广播剧,我顿时感到事业又“失而复得”,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珍惜每一个创作机会,精心地养育着我的一个个“孩子”。 

  2008年我们确定了三个选题,一个是反映奥运前辈,抗战英雄王润兰人生轨迹的《拳拳中国心》;一个是写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的《猎人和狼》;还有一个是颂扬汶川地震中美好崇高人性的《云朵上的鸽子树》。因为正逢徐国春怀孕生女,所以这三个剧的导演任务全落在了我的头上。为了解决《猎人和狼》里狼的叫声,我四处打探有什么好的方法。因为剧中的狼要叫出凄惨、疲弱、愤怒、焦躁等多种情绪,音响库中是找不到的,而口技演员也很难达到我的要求。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有人建议我找著名演播家宋怀强试试:一是因为他对声音有深入、独特的研究,二是他家一直养狗,对狗的语言比较熟悉。我找他来一录,禁不住拍案叫绝。我灵机一动,又让他多录了一些别样情绪的叫声,设计了一个别开声面的片头:先是狼快活地嚎叫,张扬着蓬勃的生命。突然,一声枪响,欢叫转为悲鸣,呜咽直至死寂……音乐缓缓而起,然后报题……这样的片头,起到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又隐喻着戏的主题。这个广播剧虽然短小,但音响多而复杂。罗文说看到我给他列出的音响要求,他的头都晕了,但他想方设法找来了近四个小时的资料。合成时,我们从资料里一点一点地抠,一点一点地接,费了很大的劲。(在日后的广播剧研究会举办的“中国广播剧专家奖”评比中,我因这个戏得了“最佳导演奖”,罗文得了“最佳音响奖”。) 

  《云朵上的鸽子树》的难点则在音乐。剧中有童声合唱,有独唱,有男女声二重唱;还需要羌笛贯穿始终,偏偏羌笛的音域又很窄……我们调动了很多社会力量,破解了一个个难题…… 

  我真的是尽力了。但万万没想到第十一届“五个一工程奖”我们再次名落孙山,我又一次陷入不知如何面对领导、面对同仁的窘境。在我极其自责,极其沮丧之际,我们的郑丽娟总监不断地发短信宽慰我,鼓励我,让我备感组织的温暖。后来,我也慢慢释怀了。尽管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但我在创作的过程中,经受了思想和艺术的历练;更重要的是,全身心地投身于创作,我的灵魂每天在歌唱。广播剧滋养了我的生命,使我的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很愉快。 

  我要感谢“五个一工程”奖,因为它的“三高”标准给了我很多压力和动力,逼迫着我不断学习进取,不敢有丝毫懈怠。在实践中,我的艺术潜能得以挖掘,我的艺术才干得以展示,“五个一工程”赋予了我一个广阔的艺术天地,让我自由地尽情地翱翔! 

 

责编:李奕 来源:中国广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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