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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子轮回六十春
中广网 2011-01-20
    

《我与广播剧六十年》征文

              文/广东台 唐同炎

                          

  经过一九四九年的大江大海,一九五0年新中国的广播剧诞生了。又四年之后我方来到世上。到我能记事入学读书时,已是三年经济困难年代了。

  从小家里就有收音机,还是电子管的。我从里面听音乐听歌曲听粤剧,当然少不了广东广州电台制作的粤语广播剧。记得逢礼拜天上午省二台有《文学广播杂志》节目,里面除了故事还有不少有趣可笑的广播剧。印象最深的是《外科医生比赛》。《外科医生比赛》是荒诞剧,讲的是全球的外科医生进行外科手术大赛。其中有手术整容的,把年迈的姑婆整成性感的妙龄女郎;有全身器官肢体重组的,头是科学家的头,四肢是运动员的四肢……但最后的结果却出人意料,是一个门诊都可以做的普通外科小手术-----割扁桃体。该手术的难度不在于手术本身,而在于剧中的统治者为钳制舆论,规定新闻工作者不得开口说话。恰好病人就是新闻记者,因此不能开口;为割掉他的扁桃体,医生只好从他的肛门处伸入手术刀,最后成功地割掉在咽喉的扁桃体,从而摘得外科医生比赛的桂冠。

  除了这些令人捧腹的广播剧,还听过很动情的,如《达吉和她的父亲》。我是小时候听的广播剧,念大学中文系时才看高缨的同名小说。我觉得广播剧的演播极好地传达出作者的人道主义精髓,那种人性的力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自己的成长。

  当时电台播的广播剧还有不少。记得还有《三伏马天武》、《党员登记表》、《双灵牌》等,但记忆不深刻。

  一九六六年暑假,我刚念完小学四年级,史无前例的“文革”就爆发了。广播除了播语录歌就是八个样板戏,翻来覆去的,一遍荒芜。广播剧自然也随着“封资修”的封诰销声匿迹。那两年不但没有广播剧,连粤剧也没有了。当时知青上山下乡,回来说香港的商业电台、短波的澳洲中文电台可以听到粤曲粤剧。于是为了听到久违的粤剧,我跑到珠三角乡下去听香港商业台,或在家里听短波广播。在深夜里听到短波Radio Australia里播出的粤曲才发现,原来这些曲调早已渗透到我们的五脏六腑里面,一听到就会翻江倒海般搅动心神。

  一九六八年武斗告一段落。十月“复课闹革命”我重回校园。校园已是满目疮痍,没有一片完整的窗户玻璃,也没有一张健全的课桌椅子。不过我们也很少在市区呆着,我们要走“五七”道路,学工学农学军。这时的收音机已从电子管发展成晶体管,容易携带也价格便宜。也有同学无师自通地自己安装收音机。不管那时的节目依然乏善可陈,广播剧更是没影儿的事。

  一九七二年中学毕业我当上了木工到处跑工地。每到一处新地方我都会留心乙方有没有收音机。如有我便会搬过来放在近身的地方,从开工听到收工。在广播的陪伴下繁重的体力劳动似乎减轻了强度,时间好像也过得快一些。这期间除了样板戏广播剧也有恢复,有叫《三下红石岩》的。至今还记得开篇的解说是一个浑厚的男声:“我有事,要下红石岩……”。

  一九七六年十月打倒“四人帮”,接着恢复高考。在经过连续两次考试后,一九七八年秋我浑水摸鱼进了大学中文系。离开校园六年了,这难得的学习机会显得格外珍贵。自己只有小学四年级的底子,学习上捉襟见肘,所以四年的大学生活是埋头苦读拼命补课。基本上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连喜爱的广播也退居二线。印象中那时期的广播剧是普通话的多,印象较深的是一个叫《法尼娜?法尼尼》的广播剧。除了怪兮兮的名字,主要是剧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带来的震撼。原来敢爱敢恨不顾一切的爱是会对恋人造成伤害的。女主人公法尼娜?法尼尼到底是理想伴侣还是毒如蛇蝎引起了男生宿舍的小小争论……

  不过那是一个电视兴起的时代。大除夕年夜饭后一家大小围在饭桌边看九吋黑白小电视。广播似乎慢慢离我远去。

  一九八二年夏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个乡村师范学校当了一名普通教师。淳朴的学生,偏僻的环境,单调的生活,如同一潭没有涟漪的静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原以为自己以后的生活就这样波澜不惊,清静无为。谁知命运安排不可抗拒,我一头撞进了广播,开始向广播剧步步靠近。

  一九八四年深秋。我当时是学校“走教”的广州老师——每逢周末回广州过礼拜天。我一般是在流花车站下车,然后绕着流花湖溜达,适应一下故乡的空气再坐车回家。这天正在慢悠悠的走着,发现流花湖东门对面的一个大院门口,一溜摆开几张桌子在搞招聘。走过马路才知道是省广播电台招聘新闻记者和文艺编辑。细问之下,原来自己也符合招聘条件。当时想也不想就报了名。经过两轮考试后,在第三轮面试时回答为什么要报名考电台的问题,我直言不讳。“我是广州人,我想回广州”。感谢省电台使我最终走进了文艺部的办公室,当了一名文学编辑。进了文艺部才知道,原来以前自己听过的所有广播剧都是在这里录制或编播的。看来冥冥中的安排个人是无法逃脱的,而且文学也是自己的兴趣所在。我从此在文艺部认真效力,不再作胡思乱想。

  当了十年的文学编辑,天天与广播剧组为邻。无事也会进去转转,有事就更别说了。可惜我适逢广播文艺的末世,无奈复无言,只能随波逐流。只是在一九八九年十月省电台与省剧协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广东广播剧珠江奖中,侥幸获得了优秀奖。不过正如我写的剧名《无中生有》一样,我觉得经济大潮扑面而来,不妨下海试试身手。刚好也有个转机,于是改换门庭,到了省电台广告部,又一次与广播剧擦肩而过。

  离开文艺部几年,如同进了桃花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我完全不知中宣部从何时开始评选“五个一工程”奖,更不知道里面有广播剧这个种类。直到一九九七年广东电台曾台长通知我,台党委决定调我到广东电台广播剧攻关组,争取来年“五个一工程”奖做零的突破。我当时的感觉是一点也不惊讶。因为电台文艺部解散后,专业人员作鸟兽散,不务正业久矣。所以“五个一工程”奖连续两年铩羽而归也属自然。现在举全省台之力,由两位副台长挂帅出征,加上那时文艺部老主任老白还健壮,原广播剧组长老杨尚未退休。在他们的引领下,我终于正式归入广播剧麾下,为它鞍前马后跑龙套当编辑。

  在中央台蔡淑文导演和胡培奋导演的执导下,儿童剧《军伢子》和单本剧《新生命1号》连续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广东电台的广播剧开始中兴。之后连续十年获广东省广播剧一等奖。获奖的广播剧有《山稔果》、《李向群》、《会说话的佛珠》、《山乡风云》、《青年白求恩》、《白门柳》、《酒肆风雪夜》、《音乐之魂》、《岁月留声》等,而《愤怒的苹果》和《金陵十三钗》获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

  从事广播剧工作越久,我越深刻地体会到蔡淑文导演说的“广播剧太苦了!”十多年来有幸跟随蔡导学习广播剧,虽不是朝夕相处,但每年晋京录制都能学到东西。蔡导对剧本是宏观掌握总体把控,在运用音效感觉音乐上娴熟自如。她对广东电台的广播剧复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以说功居至伟。

  时至今日,当年从收音机里听广播剧的少年已年近六十,提起笔来写“我与广播剧六十年”的征文也不觉脸红了。因为在新中国广播剧的六十年历史中,我至少在五十年里与之相知相伴,在最近的十多年中更与之相生相长。我的命运和广播剧已连在一起,难解难分。说广播剧是经世济时的事业,可能有点不切实际;但说广播剧仅是养家糊口的职业,又确实有点于心不忍。广播剧想来跟从事广播剧编导的我一样,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境界——进退两难。

  甲子轮回六十春。中国广播剧马上要开始下一个甲子了。命运如何?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留待后人去求索吧。我个人认为:竭尽人力,听天由命,随遇而安,是适当的批语。

  谨以此请教于全国广播剧的同行。

责编:万华 来源:中国广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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