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广播剧六十年》征文

　  在一个下雪天，年迈的父亲忽然给我打了个电话。我以为父亲又病了。紧张的耳朵听完父亲略带兴奋的话才松了口气，转而又被父亲的爱逗乐了。原来父亲知道我现在有事没事地在收集老唱片、老收音机什么的，就一直记在心里。前两天从一个收破烂的那里花了50块钱买了一台老“戏匣子”，“插上电，还能听呢”！我似乎可以看到父亲兴奋的皱纹在闪闪发光。50块钱？天知道能买一个什么“古董”啊！

　　这是一台上个世纪70年代生产的电子管收音机，笨重的、巨大的足以给个小孩儿当饭桌了。外表残破的早已看不出本色，五合板做的机壳儿有的地方都变成三合板了，商标也不知道丢哪去了，翻过来掉过去也看不出这是什么牌子的。调台的塑料大转钮早就掉了，只剩下中间的细细的铜芯，“用钳子夹着就能转了”，父亲告诉我。我却非常熟练地打开“戏匣子”的破盖板，伸进手去拨动那个熟悉的大转轮，立时偌大的房间里布满了收音机里的声音。这声音我早已听惯，甚至有些厌烦，但这个熟悉的动作却在瞬间让我回到了从前，回到了那个以听广播剧为乐的时代。

　　40年前，如果谁家能有一台收音机，当然最好是“红灯”牌的，那么绝对是让人羡煞的事情。幸运的是我家就有一台，虽然不是“红灯”牌的，但已足以让我兴奋、让我满足。最神奇的是，在听广播的时候，这台收音机的调谐面板上有两行小灯，一红一蓝，到了晚上一闪一闪的，美极了。与其说我每晚都是听着广播进入梦乡的，还不如说每次都是看着收音机沉沉入睡的。但就是这两行小灯让它过早地成了我的研究对象。上小学不久，我就趁着父母都上班的一个下午，把这台珍贵的收音机“大卸八块”。高兴的是我终于看明白了小灯闪亮的秘密，恐惧的是它再也亮不起来了，附带着压碎了调台用的转钮。父亲回来当然是大发雷霆，但挨打的却是小我三岁的弟弟！只因为平素我这个弟弟太过淘气，所以父亲认定这么大的“罪恶”肯定是弟弟犯下的。弟弟从小不知替我顶了多少错，挨了多少父亲的巴掌。有一次在饭桌上我面带愧色地提起这件往事，憨憨厚厚的弟弟却说他怎么也记不起来了。

　　这次犯错的代价就是父亲把收音机束之“高阁”了——放到了山墙上的窗台上。因为保暖的需要，东北的山墙上的窗户都比较小，窗台也比较高，我要再想听广播就不得不从炕上登到窄窄的暖气片上才能勉强够到收音机。父亲的想法是以此来阻止我们的进一步的破坏活动，却没有想到这却是更大的“灾难”的开始。

　　1970年代中期有一段时间，我们这里忽然兴起了自制家具。大家不管会不会木匠活儿，都自己打起了家具，做一种仿欧餐桌：浑身上下都是巴洛克风格的精雕细刻的繁琐的花饰，圆圆的桌面全都靠着嵌在一根圆柱里的S型的三条短腿支撑着，看着就一幅摇摇欲坠的样子。父亲也加入了这个DIY的行列，牺牲了三个月的休息时间、几个不眠之夜雕完了自己的“心血之作”，光是清漆就不知道涂了多少遍，几乎可以照人。当他心满愿足地把这件艺术品放到山墙窗台下方的时候（屋子小的再无地方可放），我窃喜的是自己终于可以“安全”地踩着它去开收音机了。但我的第一次“轻松”之举就闯了大祸：我的一只脚刚踩上去，它就轰然倒塌——一条腿断了！

　　业余就不是专业。父亲只学到了木匠活儿的皮毛，却不了解木材的特性，结果在做桌子腿时用了顺茬做榫，根本就不承重！陷入极度恐慌的我万般无奈之下只能是用一个小板凳垫在下面当了它临时的“假肢”，以图蒙混过关。殊不知父亲每天下班回家欣赏一番他的“杰作”已成了一个固定的“仪式”。当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儿子”成了残废时，他的怒火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了。这次不但我没有逃过他的魔掌，而且连母亲也连带着被一起撵出了家门，在火车站冰冷的椅子上度过了凄惨的一夜。这是我永远没有原谅父亲的一件事。直到母亲去世前，我总是时不时地提起。每到这时，父亲总是在尴尬的干笑声中面露愧色。这也是我为了听广播而付出的巨大代价！而那件“DIY精品”最后的结果是另两条腿也很快断了，几年后被父亲劈了烧火了事。就这样，我从这台不断惹祸的收音机里听遍了所有的广播节目：从新闻到文艺，从《新来的小石柱》到《西沙儿女》、《艳阳天》，从“红小兵”到“小喇叭”，从“反击右倾翻案风”到“粉碎四人帮”，慢慢的我长大了。

　　随着电视机的出现，广播逐渐地被人冷落了，但我对广播的痴情却没改变。1978年，家里买了一台九英寸的二手黑白电视机。之所以选择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它竟然带有收音机的功能，而且能听短波！这在当时的电视机里并不多见。有了这台新“收音机”，那个又破又老的“转轮”就被弃之一边了。守着它我听了当时中央电台播出的所有的广播剧：《第二次握手》、《蔡文姬》、《孔雀胆》、《希腊棺材之谜》、《珊瑚岛上的死光》、《居里夫人》……。前些日子我忽然想把这些曾经陪伴我成长的“经典”都收集到，既是个珍藏，更可以重温。想不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仅仅找到了《希腊棺材之谜》。当上译厂那些熟悉的声音响起，我已忍不住泪流满面，为自己的老去而哭泣，也为广播剧的逝去而哭泣！

　　随着电视机的普及，我上大学后，广播终于无可奈何地衰落了。广播剧也在电影、电视剧的挤压下在我的声音的记忆里渐行渐远。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结婚的那一天，我的可爱的学生们在广播里给我点了一首歌《追梦人》，我才突然意识到，广播还存在，而且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台多了，节目丰富了，形式多样了。我花120元买了一台九波段的豪华半导体，听外台、听新闻、听歌，只是很少再听到广播剧。那时我做梦也想不到十四年后自己会成为这个“戏匣子”里的一员，更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去做广播剧。当我在纪念中国广播剧诞生60周年的大会上亲眼见到30多年前那些熟悉的声音和名字的时候，我只觉得恍如梦中：他（她）们老了，但我从他们的身上分明可以看到整整几代广播剧人身心历练的结果；他们留给我们的决不只是几部广播剧，更是一个时代才具有的气质、风度和涵养，而这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少的。

　　后来母亲故去。为了排解父亲的孤单和衰老，我给他买了好几台收音机。有的小巧如一只钢笔，插在上衣口袋里，戴着耳机边遛弯儿边听广播；有的巴掌大小，精致如一件工艺品，父亲可以和几个老人一起分享。每到这时，父亲总会自豪地说：“我儿子在电台工作”，停顿一下，“当台长呢”！每次他跟我学完他的“炫耀表演”，我都会忙不迭地哀求他老人家：“以后你可别说我在电台，人家嘴上不说，心里肯定说，办的都是些什么节目啊”！他连连点头称是，但转过身还是逢人就炫耀他儿子的“功绩”。也许在他的心目中，听什么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一个工人的儿子为他争了光！

　　父亲一天天老去，眼光越来越暗，话语越来越少，但听广播的时间越来越多。每次看着他的背影，我都觉得一个生命正在随风而逝。当年还能自己制作桌子的那个人已经步履蹒跚，再也举不起那双布满老茧的手。而那个曾经被他打过的淘气小儿已经长大成人，每天通过广播传递着信息，娱乐着听众，传承着文化。有时我很想在广播里为父亲做一期节目，很想在收音机里为父亲点一首歌，可是我的职责却让我欲言又止。为每一位听众传达好他们的心声也许就是我对父亲最美好的祝福吧！

　　在北方寒冷的夜空下，我收住了自己的思绪。广播里传来苏小明的歌声“……海风啊海风，清爽的海风……”，寂静的夜里这歌声仿佛来自30年前，是那样的遥远、那样的伤感。有人说当人类消失500年后，这个星球上将不再有任何人造的东西存在，但有一样东西却会在外太空飘荡，永远永远，这就是无线电波，广播的声音。我想大概那个时候它恐怕也只剩下噪音了吧。但不管怎样，这让我相信，随声而逝的是我们的韶华青春，但广播的生命将与天地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