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广播剧六十年》征文

文/福建广播电影电视集团 王宏

　　1996年1月，中宣部决定从第五届起，将广播剧纳入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评选，至今已经整整十四年。岁月匆匆，回首十四年来所走过的广播剧创作之路，作为一个亲历者、参与者，我感慨良多。广播剧作为广播特有的艺术品种，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曾影响和熏陶了一代代广播听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电视的崛起，广播受到冷落，广播剧一度陷入低谷。一些地方的广播剧队伍散了，广播剧播出的时间撤了。广播进入“五个一工程”奖评比之后，极大地激发了全国各地广播电台创作广播剧创作的热情，广播剧开始复苏，产生了一大批优秀广播剧。

　　福建人民广播电台借助这股东风，也创作了一大批广播剧。其中多部作品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和中国广播剧奖，成绩斐然。福建电台的获奖名次位居全国电台前几名。作为广播剧创作的小省，能获得如此好的成绩，实属不易。今天回首往事，其艰辛和欢乐历历在目。此时，我将自己的体会写出来，以献给福建广播事业诞生六十周年 。

　　1996年1月，当中宣部将广播剧列入“五个一工程”评奖的文件下达时，对我来说，是一片茫然。福建人民广播电台以前虽然创作过不少广播剧，但已多年不生产，更不用说获奖了。“五个一工程”奖以弘扬主旋律为己任，主旋律题材应该是怎样的呢？其艺术的标准如何把握？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新的课题。1995年，福建省出了一个典型人物——温端生，他是南京军区福州总院的一位骨科医生，因热心助人而积劳猝死，事迹十分感人。福建经济广播电台因报道他的事迹而获得福建广播新闻奖一等奖。时任分管广播剧创作的副台长陈坦汶认为这是一个好题材，将之推荐给我，由原文艺部资深老编辑王嘉桢老师再次深入采访后，创作了广播剧《他留下一片温情》。这部好人好事的广播剧匆匆出炉后，就送到中宣部参评，从创作本子到制作前后不过两个多月时间。但是，就是这部广播剧却意外地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这部广播剧之所以能获奖，我认为可能就跟大家都准备不足有关系。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要组织创作一部广播剧，毕竟匆忙了一点。而且当时很多电台还在筹建队伍当中，没有多少竞争的对手。另一方面，大多数电台对如何选材也跟我们有惊人的一致，不知该怎么写，结果大家都在写好人好事了。北京台写了一个副市长李润五，福建台写了一个军医温端生，都是累死在岗位上，结果军医上，市长下，理由是一个副市长仅仅是好人不足以服人。

　　懵懵懂懂中，我们获奖了，转眼之间就到了1997年，该评第六届了。这一年，全国电台都开始重视广播剧评奖了。有的电台甚至上升到非夺奖不可的氛围。福建省广电厅非常重视广播剧创作，破天荒地拨了10万元创作费，并以厅的名义举办全省广播剧培训班，时任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黄诗筠、福建省广电厅副厅长的张锦才、福建电台台长的陈廉亲自到会讲话。全省近五十家地市电台，七十多位文艺编辑参加了培训，广播剧创作呈燎原之势。

　　这一届，福建省准备了三部广播剧参评。一部魏晓滨创作的《秋天的故事》，另一部罗乔创作的《生命之路》和儿童广播剧《小棒棒的故事》。《秋天的故事》是反应下岗工人再就业的题材。作者文笔好，又有亲身体会，我们把宝押在这部戏上。应该说，这部戏还是不错的，在中央台录制。但出乎意料的是，我台选送的三部戏均未入围。总结经验，我们认为主要是对题材的把握上仍然没有跳出主旋律的框框，视野过窄。我们一直看好的《秋天的故事》，没想到同样题材的广播剧全国竟有6部之多，撞车了。而且相比之下，我们台的节目略逊一筹，只得接受名落孙山的苦涩。第二，对艺术的把握，尤其是创新手段上，仍然落后于其他台。第三，对艺术的精益求精上，存在较大的差距，留下遗憾。

　　第六届的落选，给福建台带来极大的震动，省委宣传部领导大会小会批评，新任台长陈文广同志到任后，大抓广播剧创作，邀请有关专家帮助抓题材，多次召开题材论证会议，并又在福州召开第二次广播剧培训班。大家的积极性再次被调动起来。这年春天，飞越黄河的台湾影视演员柯受良应邀来福建讲课，说了他飞越黄河的壮举和油然而生的中华情。王嘉桢老师深受感动，产生了创作欲望。她找我说想写这个本子，我大力支持她。王嘉桢老师与柯受良多次交谈，并赴西安实地采访，写出了四集广播剧《飞越黄河》。本子写出之后，原中央电台文艺部主任陈开老师大为赞赏，说写出了中国人的气势，写出了人物特点，并为二度创作留下了空间。这部广播剧又在中央电台制作，由著名导演胡培奋执导，主角柯受良由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配音演员吴俊全饰演。吴俊全是京城有名的配音大家，号称“政治局”，因为他一人能为毛主席、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江泽民等中央领导配音，惟妙惟肖，可以乱真。他从未到过福建，第一次饰演带有闽南口音的柯受良，十分到位，连柯受良后来都不敢相信是别人配的音，直说好。这部剧参加1997年度中国广播剧评奖，获得一等奖。这是福建电台第一次获得中国广播剧一等奖。

　　由于中宣部决定将“五个一工程”奖改为两年评一次，故1998年未评。这一年，福建台还另辟蹊径，从福建优秀的戏剧剧目中挖掘题材，将许一纬创作的高甲戏《大河谣》改编成了广播剧，由北京作家刘康达执笔。刘康达老师将原素材掰碎，另起炉灶再塑一个新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中华民族代代相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部剧的问世，也为我们开拓新领域，挖掘新题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正因为如此，这部广播剧一经播出，就受到听众和专家的好评与重视。在1998年度中国广播剧奖评选中，荣获连续剧类特别奖。1999年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奖评选，《大河谣》和《飞越黄河》双双获奖，《大河谣》位居第七位，《飞越黄河》位居第十一位。一家电台同时获得双奖，这在全国省级电台中尚属首次。（有的省虽然获得两个，但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电台。）福建人民广播电台终于打了个翻身仗。从这次评选中，我们得出的经验是：一、早策划，早准备，做到心中有数。二、质量上要精益求精，问题要消灭在制作之前，评奖之前。像《大河谣》，一改再改，使其艺术性更加精细。《飞越黄河》做了两遍，其音响质量堪称精良。三、视野要广，选材要准，挖掘要深，风格要迥异。特色越明显，雷同就越少，其生命力和可听性就越强。

　　这一阶段，福建人民广播电台的其他广播剧创作也取得了大丰收。两年时间就创作了三十多部广播剧，为播出，也为评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当我们还沉浸在丰收喜悦的时候，陈坦汶台长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他一再强调，要早选题材。他以身作则，每次剧本研讨会，他都亲临现场，作为一个责任编辑，也作为一个把关者，监督剧本的进展。一天，我在《新华文摘》中看到一篇文章《寻找冼星海》，作者丁海嘉是中国驻哈萨克斯坦的文化参赞，冼星海是我们著名的音乐家。1941年，他带着新拍的电影《延安与八路军》前往莫斯科录制音乐。没想到二战爆发，盛世才叛变，大肆捉拿共产党人，冼星海归国之路被阻。此时，冼星海已重病在身，他生命最后的两年半时间是在哈萨克斯坦度过的。冼星海如何在艰难的岁月中煎熬，作为音乐家，他此时又创作了哪些音乐作品？这一直是个谜。丁海嘉是个有心人，他以倒叙的形式，寻找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生活的日日夜夜，并意外地发现了冼星海大量音乐作品，计交响乐7部，歌曲18首，乐曲36首。这些完成或未完成的作品从未公演过，是冼星海继《黄河大合唱》之后又一个音乐创作高峰。丁海嘉将此发现报告给中央，促成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于1997年带着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访问哈萨克斯坦，追思冼星河的英魂，迎回他的遗物。我当时看了这篇文章极为激动，经过与冼妮娜和丁海嘉的多方联系，我们获得了很多第一手资料，并决定请富有激情的内蒙女作家叶娜布琪编剧。叶娜布琪是在泪水中写出广播剧《生命的交响》的。脱稿后，在作品朗读会上，听者无不为之动容。这个剧同时获得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和中国广播剧奖一等奖，产生了较好的反响。

　　这里，我要感谢福建省文化厅副厅长，时任福建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的陈朱同志和陈坦汶台长，他们从紧张的经费中专门拨出8万元让我们录制了冼星海的三部交响乐。由中国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北京交响乐团联合演奏。在中央电台800M演播大厅，当指挥刘森告诉大家，这是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创作的音乐作品第一次被演奏时，全场观众肃然起敬、肃穆无声，乐手神情肃然、热泪盈眶。作为责任编辑，我心潮澎湃！真的，我好像觉得冼星海就在茫茫的星空中注视着我们，同我们一起聆听被淹没了50年之久的音乐作品。

　　在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评选中，福建人民广播电台再次取得大丰收，不但《生命的交响》获得大奖，名列第三，另一部广播剧《天鹅宴》及歌曲《海峡风》也获得“五个一工程”奖，成为此届获得“五个一工程”奖最多的电台之一。

　　第九届“五个一工程”于2003年开评，这一年的评选极为严格，最终获奖名额仅有20个，而全国有近百家电台通过各省的初选参加最后的角逐。福建人民广播电台选送的作品是《永远的思念》。这部作品充分发挥广播以情动人的特点，在“情”字上大做文章，把同志情、父子情、夫妻情描写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北京人艺著名演员吕中饰演的老年刘思齐，吴俊全饰演的毛主席，情深意长，情思绵绵，催人泪下。在录制过程中，演员完成沉浸在角色之中，边录边哭，艺术效果极佳。在“五个一工程”广播剧评奖中，许多评委听完后都流下了热泪。《永远的思念》成为全票当选的广播剧。这一年“五个一工程”分为两个档次，第一个档次是前五名，称为优秀作品奖，后15名是入围奖。《永远的思念》是优秀作品奖的第一名，取得了最高的荣誉。

　　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原定于2005年开评，这一年，中宣部对全国性的评奖工作进行调整改革，大大缩小了获奖比例，“五个一工程”奖改为每五年评二次，同时为了给党的十七大召开营造良好的氛围，第十届延至2007年开评。这是福建广电集团成立之后，第一次组织“五个一工程”评奖工作，集团对此极为重视，成立了以舒展董事长为组长的“五个一工程”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人力物力上给予很大的支持。由于本届评比是集四年的优秀成果，所以各地的参评好作品特别多。我们集团虽然也做了几部作品，但由于时效的问题，有的好作品失去了最佳评选优势。例如反映日本战犯改造的四集广播剧《永远的忏悔》做得非常好，2005年就做好了，如在当年评，恰逢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必定能获好成绩，但拖到2007年评，就很难往上冲了。正在我们十分焦虑的时候，一天，正在上班的时候，坐在我身后的交通频率副总监程丽雅正对着电脑一边看，一边哭泣。我感觉很奇怪，问怎么啦？丽雅说一篇文章很感人。原来近来网上风靡一篇文章《一个八岁女孩的墓志铭》，讲叙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小女孩芒花一出生就被母亲遗弃，70岁的孤寡老人郑万水老汉把她扶养，从此俩人相依为命。孩子渐渐长大了，尽管岁数相差很大，但芒花始终管郑老汉叫爹爹。八岁那年，小芒花不幸得了白血病，医生说治这个病至少要30万，懂事的芒花知道爹爹根本没有能力掏出这笔钱给她治病，她要爹爹满足她两个愿望，一个是给她30元买一套新衣服，二是穿着新衣和爹爹照一张相，在天国想爹爹时可以看看照片。郑老汉含泪满足了小芒花的要求。这事的真相被小芒花的主治医傅医生得知。傅医生凭着一个女性的敏感，揣测这对年龄相差悬殊的父女俩，一定会有不平常的经历。经多方打听，终于摸清了人世间的这段感人肺腑的奇缘。于是，将小女孩和老父亲的故事上了互联网，故事迅速传开了，一个城市被感动了，互联网被感动了，无数的人含着泪在为一个行将熄灭的生命之火遮风挡雨，短短的十天里，交来了56万元捐款，为小芒花筑起了一道阻断病魔的希望之墙。但芒花最终没能挡住病魔的吞食，临死前她留下遗书，将56万捐款分给七位同样得白血病，又急需治疗的儿童，并在她的墓碑上写着：我来过，我很乖！我看了这个故事，极为激动，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广播剧题材，迅速传给胡培奋导演，胡导看完后又传给上海的作者瞿新华。当晚七点，瞿老师外出归来打开邮箱，看了文章后，痛哭流涕，当即打电话给我，愿意创作这部广播剧。三天后，素不相识的瞿老师来到福州，与我详谈一天，各自谈了创作意图和方向，七天之后，处于高度创作兴奋状态中的瞿新华一气呵成地完成了三集剧本，一看，很好，故事娓娓道来,感人心怀，催人泪下，充分体现了和谐社会中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友爱精神。这部广播剧未经专家论证，未经修改，直接录制，播出之后反响强烈。在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评选中，获得优秀作品奖，名列第三位。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关玲老师说，这个广播剧题材是一个创新，原来广播剧还可以这么写。

　　2009年，在建国六十周年前夕，我们又迎来了第十一届“五个一工程”奖的评选，集团选送的广播剧《歌唱祖国》再次荣获大奖。歌曲《歌唱祖国》是影响几代中国人的祖国颂歌，被誉为“第二国歌”。2007年，词曲作者王莘去世后，我们就把这个题材列入重点剧目。主创人员到天津王莘的家深入采访，体验生活。瞿新华老师再次执笔，创作此剧。在一年的时间里，瞿老师一共写出了四稿，我也觉得很好。但第一次专家论证会却被提了不少意见，瞿老师也作了重大修改。但我总觉得剧本缺少冲击力，在结构上，广播的特点也不突出，尤其是开篇不吸引人。我劝瞿老师暂时放一下，等奥运会时再作打算，我总觉得在奥运会上，《歌唱祖国》可能会有表现的机会。8月8日，在北京鸟巢，在世界亿万观众瞩目下，当惊为天人的美少女林妙可初试啼声的时候，我泪流满面，我知道，最佳点已经有了。而同时，瞿新华老师和胡培奋导演也在激动人心的场景中找到了爆发点，我们同时通了电话，敲定了用林妙可与王莘心灵对白的方式来贯穿主线的方案。这个点一定下，其它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剧本论证会，专家们充分肯定了修改方案。一个月之后，瞿新华老师再次来到福州修改剧本，四天后的晚上九点钟，瞿老师拿出了第五稿，形成了最终本的框架。当晚，我惊喜万分，与瞿老师对酒当歌，共同庆贺剧本的诞生。后来，瞿老师又根据专家们的意见改了三稿，并将原来的五集压缩成三集，瞿老师说这是他创作最艰苦的一个本子。我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创作团队，是他们的共同努力，才使这个戏达到了理想的境界，尤其是录音师权胜在音响组合方面的再创作，使听觉效果有了很大的提升。我还要说的是可爱的福州小女孩林妙可，第一次录制广播剧，虽然一开始有些生，但很快就适应过来，表现了很高的艺术天份。第二次重录时，她已相当熟练，现场当起了导演。应当说，正是她的天真无暇的演播，给节目增色不少，为赢得大奖，增添了不少分量。

　　十四年来，我们广播剧创作室共有八部广播剧，三首歌曲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七次获得中国广播剧奖一等奖（含特别奖），成绩可喜可贺。回顾十四年走过的道路，我感到这成绩包含着省宣领导、集团领导以及众多艺术创作者辛勤的劳动，没有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我们是一事无成的。今后的路还很长，福建有广播剧创作的基础，只要我们能克服困难，努力创新，就一定能攀登新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