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难以优先——再说传播效果，一个媒体能够为社会的主流人群在社会文明发展的进程中提供卓有成效的信息支撑、知识支撑和智慧支持，那么，这个传媒之于社会的价值就是十分巨大而重要的。传媒作为产业的经济本质是“影响力经济”，因受到社会“注意”而让经济聚集，效益放大。据调查显示，很多电台自频率专业改革后，媒体到达率高达40.9%，受到广告商的青睐。广播的主打产品应该是粘合和影响社会行动能力强的人群，即主流人群。而广播剧的内容与形式决定着它能影响的并非是主流人群。忽略收听率，意味着丧失重要的价值指标，广播剧播出的时间在非黄金时段，听众多为社会影响力较弱的中老年听众，文化信息的传递质量被弱化了。可见，在收听率，社会接触规模、人群到达率及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广播剧都“力不从心”。边缘化的人群影响即使再大，在市场效率比值中微不足道。 

　　（二）双重失灵、多重挤压——广播剧举步维艰 

　　规则双重失灵——传媒产业的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决定了传媒产业的发展，无论处在怎样的社会形态下都必须在市场规则和政府规制之间寻找平衡点。但是，在一个市场机制日益健全的国家，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必须明确，否则，在市场规制应该发生作用时，政府规制掣肘，导致市场失灵，损害社会总福利的同时，对整体社会效益的发挥也会产生负面影响；而如果在政府规制应该执行有力的时候却仍然让市场力量博弈，就会产生“寻租行为”，权钱交易不可避免，最终导致政府规制失灵，不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这种规则的“双重失灵”也让广播剧的处境艰难。一是经济效益，听众市场份额小到忽略不计，没有经济效益或者说市场率极低；二是社会效益，因为不在主流媒体或不是主打节目，关注度低，影响力小，行政的规制也日渐微弱，奖项压缩。价值导向的双重失灵，使广播剧的生存受到威胁。 

　　空间多重挤压——电视、网络媒体发展挤压着广播，这是一层来自媒体外环境的压力，而另一个是来自自身的压力。单就广播业，业态的多样化冲击着广播剧，使得它的生存空间极其狭小。专业台的发展使广播进入了多元化的时代。从系列化到专业化，从专业化到类型化，这不只是一个名称的改变，系列台是受众市场的区分，专业化是节目内容的区分，侧重点不同，反映了广播发展理念的变化。到九十年代中期，系列化电台逐步嬗变为专业化频率。单就广播文艺而言，早已打破了传统的音乐、文学、戏曲“老三样”序列，娱乐节目、综艺节目，类型化电台的节目大受听众欢迎。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频率打造了“国内第一个类型化流行音乐电台”；上海东广新闻台则运作了“中国大陆第一个纯新闻类型化电台”；南京音乐台也“嬗变成为省内第一家完全按照类型化模式操作的电台”。有人说，类型化电台相当于一档放大的对象性节目。而广播剧恰恰是“广众”的且不细分受众对象，因此，在这样生存环境中“无家可归”。 

　　（三）加长拓宽价值链——广播剧还能走远 

　　“一件事情的所有环节在于价值链”。1985年，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了价值链的理论，他认为价值链的过程就是产品不断增值的过程。怎样提升广播剧这一精神产品的价值或形成新的价值链？在广播剧题材已经确定的前提下，从这几个环节入手，为什么做？怎么做？做给谁听？有多少人听？它的投入与产出比是多少？ 

　　“反细分化”，广播回归。在类型化、专业化电台的完成细分之后，电台拥有一批稳定的听众群之后，还要实施反细分化。专业“细分化”是锁定目标，寻找目标听众需求的最大公约数；“反细分化”是在拓宽频率的基础上，既要满足小众的最大公约数偏好，抓住目标听众，也要满足小众与大众都具有的共同兴趣，以争取更多的目标听众。“反细分化”可能带来广播本体的回归，也为广播剧找到生存与发展的机遇。 

　　搭乘新媒体。当今，继调频广播之后的第三代广播——数字广播已是风起云涌，其技术优势势不可当。信道窄，易高速移动接收，可实现多媒体接收，音质出众，发射功率小而覆盖面积大、抗干扰能力强等，还可利用卫星大幅度提高广播的覆盖率。可以想见对广播驰骋的疆场会更加扩张，影响力也会更大更广。如果广播剧进入数字广播，投入与产出的比例提高，传播的效果令人乐观。 

　　互动随身听。“移动、互动和低成本”被当代学者公认是广播的独家优势。“贴身媒体”和“伴随媒介”的美誉涵盖了当代广播的传播特质。对照一下，“移动”似乎不利于广播剧静观剧情发展、感悟导向意义的第一功能；而低成本，比起其它节目，广播剧还是“高高在上”。只有在“互动”上找“突破口”。以往，广播剧提供给听众的是生产成品，听众在广播剧的生产过程中的“缺席”，就把广播“互动”的优势为零。打破广播剧的固定程式，变封闭式为开放式，剧情发展、戏剧结构可以让听众“上场”、“执笔”甚至演播，听众的参与会增加广播剧的吸引力，当代受众不仅需要“知情权”，更要有其“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