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一位为中国核弹、氢弹和卫星实验工作，均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也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一位烈士。1968年的冬天，第一颗热核导弹将要发射，12月5日，他从青海实验基地乘坐夜航，回北京报告一组重要试验数据，在北京西郊机场的400米上空，飞机突然失事，爆炸起火。在烧焦的尸体中有两个人紧紧抱在一起，当人们吃力地将两具遗体分开时，发现两人胸部中间，夹着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完好无损。经确认，这两个人是59岁的他和他的警卫员。他去世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她则被人们看作一部“传奇”：她曾代表中国女性在国际会议上发出第一个声音，她是中国的“应用语言学之母”， 在安徽中科大兢兢业业工作6年，顶着压力创建了研究生院。在他的追悼会上，她被怀疑是美国特务，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那些时候，邻居常听到她在家里教女儿用钢琴弹奏《红灯记》，唱着李铁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

      而他们俩的相遇，是在1947年，美国康奈尔大学，此前，他们同是战火纷飞中西南联大的学友，相知而不相识。共同的家国命运，让两个年轻人引为知己。

      新中国诞生前夕，他刚刚发表了奇异摄动理论——一种为解决跨声速气体动力学难题而开创的计算简便、实用性强的数学方法——而驰名世界，是美国人不能轻易放走的尖端科技人才。由于美国方面的限制，他只能在焦灼中等待机会。

      1955年8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美国政府把禁止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取消。禁令一取消，他就坐不住了，整天和妻子盘算着回国的事。那时他已经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许多朋友都劝他，为什么总是挂记着那个贫穷的家园呢？他说，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

      1955年，钱学森辗转回到祖国。1956年2月、6月，钱学森两次给他飞鸿传书，盼他回国的急切之情跃然笔端：“快来，快来！……这里才是真正科学工作的乐园！”“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了办公室，你的住房也准备好了，离我们也很近，算是近邻。”

      1956年10月，他拒绝了康奈尔大学的百般挽留，当众烧掉了自己的一部未出版的论文手稿，放弃美国三层的小洋楼，回国上船时把汽车送给最后一个给他们送行的人，带着妻儿乘船回到祖国。

       回国之初，他说：振兴中华，中国最缺少的是西文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所以当务之急是培养人才。

 她从1960年起在中国科大担任外语教学工作，她几十年从事教学工作与当年郭永怀的观念是一样的。

他壮志报国英年早逝，她在怀念中坚持为理想而工作，她记得他多次说的那句话：“我们回国主要是为了国家培养人才，为国内的科学事业打基础，做铺路人。我们这一代、你们以及以后的两三代，要成为祖国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

       科技和教育，是强国梦最有力的基石。他们的结合是最美的相遇。他们用生命的力量，践行为国家育人的理想。

时光荏苒,岁月无情，科学家们的爱情却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