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集广播剧《乌江汉 土家妹》听后有感

                                文/ 何光渝

　　当这样一出讲黔东北方言的话剧，“转身”而为讲“普通话”的广播剧，肯定会舍弃掉它曾经拥有的一些、甚至是十分重要的地域文化特色。虽然主题、人物、剧情大体未变，但它还能讲好自己的故事吗？

　　这是我“听”这个广播剧时最为在意的重点。

　　故事还是那个故事：在乌江岸边的土家族山寨中，郭大山、张春妹等年轻一代农民，为山寨乡亲的脱贫致富、谋求长远发展所经历的一段迂回曲折的纠葛，一番对友情、爱情、诚信的考验。

　　近年来，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题材的戏剧创作，正在悄然发生着“转化”：过去常见的农民弃农从商、进城打工的故事，正在“转化”为打工的农民带着他对“外部世界”的新认识、新经验，重返家乡，创业兴业。这种“否定之否定”，意味着新一代农民从先前对传统农村生活的背离超越，上升到“更上层楼”的新的超越。这种超越，既是一种对农村、农业的“反哺”，又是一种在思想、情感上非常自觉和理性的自我选择——希望改变自己的家乡，使它变得和城市一样美好。在回乡创业的人群中，新一代年轻人无疑是主体。戏剧把目光聚焦在这些年轻人身上，不仅是因为青年自身的特性使然，也是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取向、新路径所决定的。五集广播剧《乌江汉 土家妹》正是如此。

　　作为声音的艺术，广播剧与舞台剧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可以充分、细腻地显现语言、音乐、音响的表现力，显现这三种元素所形成的综合美和“声音蒙太奇”效果。广播剧一开场，就以一曲声情并茂的土家族山歌，将听众带入其“规定情景”之中；在接下来的剧情发展中，人物情节、场景转换和心灵揭示有序展开，剧中人创业中的种种曲折、情感上的种种纠葛，与当下农村正在发生着的巨大变革、黔东乌江畔上坝村村民走上“公司加农户”脱贫攻坚的种种艰辛揉合在一起，“呈现”于听众聆听的想象空间中。虽然因改编而不可避免地损失掉一些语言的地域色彩，但由于在人物情节、场景转换和心灵揭示这三个重要的、关键性的环节中有较好的把握和突破，较之原来的舞台剧，显得更为集中、凸显和生动。

　　戏剧的灵魂是人物，人物塑造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着戏剧创作的成败。戏剧凭借对人物的刻画，来完成故事的结构和思想的表达。值得肯定的是，这部剧作对题材和人物的选择具有一定的时代高度，更具有地道的“贵州味”。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贵州全省上下，正在为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力拼搏，贵州是决胜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要打赢科学治贫、精准扶贫、有效脱贫这场输不起的攻坚战。扶贫开发是贵州省的“第一民生工程”。作为全国扶贫开发攻坚示范区，贵州如何示范？其中最核心、最根本的就是产业化扶贫。这就是当下最重要、最生动的“贵州故事”。

　　剧中的“规定情景”，是在武陵山区，这里被称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在外打工三年，“走了不少地方，长了不少见识”的主角郭大山，返乡后与村支书田奎等共谋全村的发展，认识到要消除贫困，希望在山，潜力在山，出路在山，最现实、最有效的产业，就是以“公司加农户”的模式，大面积种植天麻。由此而引出来的与未婚妻张春妹、与春妹的父亲张兴旺、与暗恋他的老同学药业公司“老总”刘玲玲等人之间的种种矛盾，表面上看起来，是人与人之间友情、爱情、诚信的情感冲突，内蕴的却是在深度贫困的少数民族山区，脱贫发展应该走什么路的大问题、大主题。“黔地无闲草，草草都是宝”，发展中药材被认为是贵州充满希望的朝阳产业。当然，这个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着的大事，在剧中被较为机智地“形象化”为一桩桩村子里、农户中发生的“小事”了。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和小事件中，这部广播剧很好地“接”上了“地气”。

　　剧中塑造的郭大山“这一个”人物，是经历了“打工”洗礼的先进农村青年。虽然剧中对他“进城”的经历一笔带过，但他身上已经具备了某些时代的、甚至先锋的特质，具有相当的高度。在听剧时，我们可以想象，他为什么毅然决然地回到家乡？他为什么甘愿把自己辛苦打工挣来、筹办婚礼的血汗钱拿出来，当全村发展天麻产业的“风险金”？他为什么能够在备受众人的误解、责难和背弃时而不改初衷？……这样一个青年，该有怎样坚韧的性格？戏剧的矛盾冲突，围绕着主角的形象刻画展开。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人物形象的时代升华，让听者可以感受到人物行为的真实性，达到了一定高度的艺术真实。尽管在故事的叙述中，对他的行为动力和思想根源还存在一些缺环，但这是一个新时代新农村的新青年形象，他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新时代新农民的特质——理性、执著、富有理想等。他的那份当下年轻人应有的自信、自强的精神，能够给听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部广播剧，就地取材，素材、内容均取材于贵州本土，从地方的现实“热点”中捕捉线索，从积淀深厚的地方生活中挖掘与现实的关联，围绕着主要人物的形象塑造，从不同侧面表现不同思想和观念的矛盾与交锋，最终在纠结和冲突中，特别是在人物思想的转变过程中，完成不同人物的形象刻画。用本土故事解读人与人之间至真至诚的情感，讲述真实、真情、真诚的奋斗与梦想，记录时代变迁，记录农村、农民的精神历程，从而构成了广播剧传递时代进步、沟通人性的独特魅力和最终表达。听众一边听故事，一边在读懂故事里的“这一个”人，他的说真话，做实事，真性情，他的“正能量”……它让人们相信，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确有这样一些活得纯粹、认真、执著，值得我们敬重和记住的人——他们是“大写的人”。

　　有些不足与遗憾的是刘玲玲这个人物。她与郭大山是同学，这样一位也是“打拼”出来的女性，是可以塑造成一个性格鲜明、敢爱敢恨的当代女青年形象。但剧中的她，却企图以一纸“收购合同”夺人所爱，要挟老同学放弃他的未婚妻，这是一个设计得相当“笨拙”的环节。而她后来的幡然醒悟，重返山村签订“双赢”的收购合同，又显得十分突兀。由于缺乏对她的内心冲突、挣扎的描述，使这个人物前后判若两人的行为，缺乏合情合理的生活逻辑。坦率地说，这也不是这样一位“成功女性”性格发展的逻辑，缺少独特的个性，更多的是表象的脸谱化特征。

　　当然，往更深处说，脱贫攻坚、新农村建设真正缺少的，如果仅仅是资金，那在现实生活中是不难解决的。但实际情况往往并非这样。钱，只是贫困农村各种深层矛盾聚焦后的一个相对表象的对应点。戏剧创作从这个点锲入，以塑造人物，当然并非不可，但更要透过这一个点，探寻实质，把隐藏在“钱”背后的“什么”找出来，让剧中人按照自己的性格逻辑去面对，去处理，去解决。这样的人物，或许会更丰满、鲜活，更有高度、深度。剧中人物的高度，其实就是剧本的高度，也就是剧作家的高度。

　　真正贴近当下农村现实，走进当下农村的现实矛盾，才能真正反映当下农民的真实诉求。应该说，这部剧在一定意义上是做到了。但是，如何将农村变革中的矛盾和难题转换成戏剧冲突，如何塑造新农村的新人形象，如何丰富广播剧的表现元素，催生农村题材广播剧的整体变革，产生更优秀的作品，或许是比评价一部《乌江汉 土家妹》更值得探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