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长篇广播剧《野山红霞》随感

　　闭目听过一集集广播剧《野山红霞》，眼前浮现着铁马金戈、峥嵘岁月。黔东群山中曾经的苦难与辉煌，八十年后重被唤醒，令人唏嘘、感佩、崇敬。

　　这是一段如今很少被人提及的历史。虽然早已载入党史、军史，虽然早已成为传颂于当地的口碑传奇，却也在流逝的岁月中渐行渐远……

　　为了不忘过去，土家族作家何立高将它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又将它改编成一部长篇广播剧，贵州广播电视台故事广播和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将它录制成贵州第一部长达30集的大型广播连续剧，并分别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纪录中国”栏目、老年之声“长篇联播”栏目播出，成为贵州省制作、中央媒体“一剧双播”的第一部广播剧。

　　此剧的主要线索，是有着大量史料史实为基础的。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危害，贺龙、关向应、夏曦等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被迫退出湘鄂西根据地，转战豫南、陕南、鄂西、川东。1934年5月中旬，渡过乌江进入黔东。正如贺龙所说：“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我们红军，人民的革命武装，没有一个革命根据地怎么行？……再也不能这样走了。”在枫香溪举行的中共湘鄂西分局会议，决定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大力发动群众，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发动贫雇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将当地农民暴动反抗苛捐杂税的武装力量“神兵”改造、整编，建立起以“神兵”为主体的黔东纵队，发展人民武装，开展武装斗争，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黔东特区在战斗中得到巩固、发展，成为贵州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到1934年10月，与红六军团在松桃石梁、印江木黄胜利会师后，红三军恢复二军团番号，组成红二、六军团，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八千健儿，挥戈东向”，离开黔东，挺进湘西，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这段历史，前后仅半年左右，但历史真相的戏剧性与神秘性，历史情节的复杂与精彩，史事中的若干故事、情节乃至细节异常丰富，对于广播剧创作来说，无疑是个“富矿”。

　　历史题材文艺创作，最终要追求的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曾经有人将文艺创作中这二者的关系，概括为“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或“本质不虚，细节不拘”。这部广播剧在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时，大体上是以此为旨归的。剧中主要人物，如贺龙、关向应、夏曦、冉少波等在这段历史中的经历，大都可以在党史、军史中寻到踪迹和依据。例如本剧第5集中，贺龙释放被诬为“改组派”的团政委江涛时说：“党是相信大家的，我贺龙相信你们，你们也得相信自己！”他怒斥夏曦：“这也是改组，那也是改组，这个部队还有谁是共产党？从湘西出来，你杀了多少人！”这样的细节，可以从建国后曾任兰州军区政委的谭友林的回忆录《贺龙军长救了我》（徐向前主编《星火燎原·未刊稿》，解放军出版社）中见到。当时，一大批跟随贺龙多年，创建湘鄂西根据地有功，对错误路线不满的红军指战员，被夏曦以中央分局书记的名义，大搞“逼、供、信”，当成“改组派”关押，甚至惨遭杀害。谭友林在文章中说，当时他给红九师的三任政治部主任鲁易、刘赤光、吴瑞卿当过警卫员，“首长出了问题，当警卫员的也不得脱身”。在鹤峰地界，贺龙看到谭友林也被当成“改组派”捆绑起来，就火了：“他算个啥子‘改组派’呦！他知道啥子叫‘改组派’嘛？他是洪湖边上谭家巷的人嘛！一个十几岁的娃儿，连父亲都没有的孤娃儿嘛！”贺龙“对关押我们的一个‘肃反委员’说：‘快把谭娃儿给我放开！我替他打保票。’”就这样，贺龙解救了谭友林，也解救过许许多多无辜的同志。这部广播剧，不仅对实名的历史人物是力求审慎“还原”，即使是虚构的主要人物，如年轻的红军师长贺青，也可以很容易发现，其人物原型就是贺龙的爱将、16岁参加红军，建国后曾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的“独臂将军”贺炳炎上将。

　　值得一说的是，对于当时红军所面对的各种内外复杂矛盾和险恶处境，对于所要表现的这段特殊历史，虽然本剧的创作团队仅撷取其中之一瓢，却也有较为准确的把握，在充分掌握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以正确的历史观细致辨析史实，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本质亦有较深刻的认识，然后才进行必要的艺术虚构，以期达到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有机统一；作品所反映的历史及人物，既与客观存在的历史不相乖违，又体现出重述那段历史的意义和创作旨趣。秉持“史为体，文为用”的创作理念，便与历史虚无主义“去历史化”的“戏说”、“割裂”、“颠覆”之类“艺术”表征划清了界限。以对历史和艺术的双重敬畏之心创作，从而书写出可靠的、精彩的民族记忆，发挥告往知来的作用。

　　广播剧是诉诸听觉“一次过”的艺术，在编导广播剧时，如何适应“听”的特点、遵循“听”的规律，实为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这部长篇广播剧以叙事为主，以事件的跌宕起伏推动剧情的发展，在紧张激烈的战争环境中，在曲折的情节发展和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的性格和情感。其中，除了音乐、音响之外，塑造人物形象最主要的手段是语言、是对话。好的、有个性的对话，能够有效地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可以“听”到的是，编导者在不同角色的声音造型上，不仅注意到了人物语言尽可能地鲜明个性化，还有较为明显的音色、音调和音质的区分，红军人物如贺龙、关向应、贺青、冉少波、江涛，白军人物如杨畅时、肖湘、田虎等的声音塑造，都有利于听剧者把握人物之间的区别与性格，可以较好地“入戏”欣赏。有些遗憾的是，有的剧集情节较复杂，人物设置稍多，特别是通过话筒录音，人物的声音特征难免衰减，听者难免会张冠李戴，分辨较难。此外，剧中很少出现主要人物的内心独白，听者不能“听”到人物的情感波澜，会影响对角色心理层面的深入理解。

　　广播剧中的语言，除人物对话语言之外，还有解说性语言。在本剧中是“讲述”，其“戏份”很重。讲述者的解说、旁白，说到底是戏剧之外的手段，在长篇广播剧中，只要用得适时、适当，也是颇有裨益的，不仅可以介绍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环境，还可以描述人物的动作、表情、外貌等，使听剧者一“听”了然。本剧中的解说性语言，大体上实现了这样的功能。不过，有时说得似乎多了些，且不够口语化；有时还不适当地“宣讲”情境，取代了完全可以用来塑造声音空间的音响、音乐。这或许正是改编长篇小说留下的“文学”痕迹。

　　历史是民族的精神支撑。用正确的文文艺观认识历史，书写历史，“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创作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习近平语），是文艺作品应有的担当。黔东特区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只是革命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瞬间”。用声音再现黔东的这段铁马金戈的红色历史，凸显中国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和鱼水深情，彰显这片土地上永不灭的民族精神，实则是实现“中国梦”的灵魂。这部广播剧对于历史的和现实的意义，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