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傻子却在瓜子卖得很火爆的时候，做出了一件别人觉得很傻的事情：大降价！每斤只赚一毛钱！傻子这一降价，来买瓜子的人太多了，店铺外面排起了长龙，有的人索性带着板凳，阴雨天也打着雨伞排队。傻子的销售量从每天五千斤到一万斤，又从一万斤窜到十万斤。别看利润毛把钱一斤，十万斤赚多少？一天赚一万，这就是薄利多销，这就是傻子的经济学！傻子大字不识，他不懂什么叫政治，他的人生信条中，只写着4个字：拼命赚钱；天命之年，他仍赤膊上阵，炒锅通红，炒铲翻飞；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攒下了百万家产，还敢在霉雨天气里把钞票摊在院子里晾晒；傻子赚了100万的消息，就像他的瓜子一样传遍了芜湖的大街小巷。《芜湖日报》就做了重点报道，市长也到他家来看望。“傻子瓜子”越做越大，傻子本人也开始讲求风格，1982年淮河发大水，傻子捐了5000元。1983年旱灾，他又拿出3万元支援灾区。他缴税也从每个月一千多元，递增到每月一万多元，每天卖的钱也不藏在麻袋里了，都按规定存入银行。傻子的生意越来越红火，他便请一些帮手，这下“麻烦”大了。有学问的人帮他算了一下，傻子雇佣的工人居然从七、八个增加到了一百多个！这还了得？！“个体户到底雇几个人算是剥削？”一场大辩论开始了，目不识丁的傻子，给全中国的理论家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安徽出了个资本家叫年广九”的论调不胫而走。有人把傻子的雇工问题反映到上面，在一次全国工商会议上，又有人提出傻子雇工人数超过国家规定，应该限制其发展。安徽省委派专人到芜湖调查傻子，写了一个报告，上报中央。傻子在惊恐中度日如年。

小小的“傻子瓜子”惊动了邓小平。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会议上明确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怕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小平同志一锤定音，解决了“傻子瓜子”雇工经营的合法性问题，不只救了傻子，也救了和傻子情况相似的许多私营企业主，傻子的境遇给全国个体经营者带来了空前的激情。中国的民营经济由此破土而生，轰轰烈烈地发展壮大。而傻子，也因为邓公的讲话留名中国改革史，荣登“中国第一商贩”的宝座！

也许是炒瓜子炒出的火爆脾气，这个傻子，说他傻他不傻，说他聪明他也犯糊涂。和传统的徽商不同，没有文化的傻子少了一份儒雅，多了几分霸气和卤莽，经常干出一些出格的事情。有一次，傻子在西安看到一家假冒傻子瓜子的店铺，一气之下，一脚踹掉了这个店的招牌。还有一次，芜湖市果品公司没有按时提供原料，傻子不问情由，带着一帮徒弟，把果品公司的牌子摘下来，倒挂在市委门口，还在店门上贴了通告，指责果品公司卡他的原料影响生产，领着徒弟们到上海、江苏搞联营去了。

后来，有关部门对傻子进行了批评，告诉他因为运输紧张造成原料堵在了路上，请他回芜湖继续经营“傻子瓜子”。傻子想想自己确实过火了，就用绳子绑着自己到市政府主动请罪，又放着鞭炮，扛着牌子，到果品公司赔礼道歉……虽然不识字，傻子也知道“负荆请罪”的典故啊！

傻子有小生意人的精明，虽然邓小平的直接点名传达了政府鼓励发展私营经济的最高声音，使他免受灭顶之灾，但民间关于他的风波并未平息。为了减少麻烦，傻子主动向工商部门提出联合经营，1984年，“芜湖市傻子瓜子公司”正式挂牌，傻子与两家公家单位联营，当上了这个集体性质的公司总经理。这下，傻子觉得彻底摘掉了“资本家”的帽子，自己也成了“公家人”。

但傻子缺乏现代企业管理理念，他看不懂按会计的规范账本，还振振有词地说：“我只要知道进腰包多少钱，出腰包多少钱就行了。”另外，用个体的经营管理模式来管理集体企业，必然会出现矛盾。公司开办3个多月，联营单位觉得傻子工作方法粗暴简单，提出退股散伙，公司由傻子承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