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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藏大臣设置的起因

    

    总览清初西藏之形势,驻藏大臣设置的起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安辑藏政,严防准噶尔部的侵扰

  明末清初,厄鲁特蒙古(亦作额鲁特或卫拉特)四部之一的准噶尔部崛起后,驻牧新疆伊犁河流域。康熙十二年(1673年)准部内乱,首领僧格为人所杀,其在藏出家为僧的弟弟噶尔丹返部定乱,自立为汗。不久,他便四处称霸,吞并了厄鲁特诸部落,占据南疆,“威令于卫藏”,并对抗中央政权,远联沙俄,阴谋分裂祖国。二十九年(1690年),噶尔丹又犯兵距北京九百里之内蒙古乌珠穆沁等地。因此,康熙帝深感准部不除,非但蒙古、西藏、新疆等地不安,就连朝廷的安全也直接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故于二十九年八月、三十五年(1696年)、三十六年(1697年)二月三次御驾亲征,败噶尔丹于乌兰布通与昭莫多、宁夏之役,噶尔丹走投无路,被迫穷蹙自杀。此后,其侄策妄阿拉布坦(僧格之子)承袭了他的衣钵,继立寝强,复霸天山南北路。并时以熬茶为名,潜行藏中,阴肆活动。与此之前,西藏方面由于和硕特部汗王的高压政策,因而遭到了藏族各阶层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康熙二十年(1682年),当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去世之后,实际掌管藏政的第巴桑结嘉措再也不甘心受制于蒙古汗王,向其俯首遵命了,他一方面将达赖圆寂一事匿丧不报,一方面为了独揽统治西藏大权,暗中欲借准噶尔部的力量以达到驱逐拉藏汗在藏势力的目的。在这场斗争中,桑结嘉措被拉藏汗擒杀,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也被废除。同时,拉藏汗又另立益西嘉措为六世达赖,结果遭到了西藏三大寺特别是青海众台吉的强烈反对,清政府恐复引起波乱,于四十八年正月(1709年3月)派侍郎赫寿赴藏与拉藏汗协办藏事,此时清廷已有派遣驻藏大臣常驻之意。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蒙古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发动了叛乱,他派遣台吉策零敦多布,出奇兵六千,绕戈壁逾和阗南大雪山,穿腾格里(天湖),突袭拉萨,围布达拉宫,噶伦沙克都尔札卜、台吉纳木札勒内应开门,杀拉藏汗,虏其妻子,禁拉藏汗所立的达赖于札克布里庙,并大肆摧毁佛教,各大寺院的金银,也被搜抢一空,运往伊犁,烧杀劫掠,无所不为。他还任命原与拉藏汗不和的达孜巴为第巴,管理西藏政务,成为准噶尔的代理人。原属拉藏汗官员在康济鼐、颇罗鼐的领导下自西藏西部——阿里、日喀则一线向拉萨进攻;另一名官员阿尔布巴,也在拉萨以东工布地区起兵,分别打击准噶尔军。

  清政府为维护祖国的统一,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第二次用兵西藏,任命皇十四子允禵坐镇西宁,派将军延信统帅各军,配合颇罗鼐、阿尔布巴等部,内外夹击,重创准噶尔军,驱其逃回伊犁。同时,将青海群众拥戴、西藏僧俗欢迎的居住在西宁塔尔寺的达赖喇嘛“呼毕勒罕”格桑嘉措册封为“弘法觉众第七辈达赖”,赐金册金印,由青海蒙古王公、贝勒、贝子等随清军护送入藏,于是年九月在布达拉宫举行隆重的坐床典礼,受到蒙藏僧俗人众的热烈拥护。

  此后,清政府拒绝了有野心的青海亲王罗布藏丹津(固始汗之孙)提出恢复和硕特部在藏管理权的要求,彻底结束蒙古和硕特部对西藏长达七十余年的统治。废除独揽藏政大权的第巴职务,建立了僧俗贵族掌政的四噶伦制,任命康济鼐为首席噶伦,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为噶伦(以后又升任颇罗鼐为噶伦)。旨在通过他们四人联合掌政,共主政务,更好地贯彻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地方的措施,不致事权专一。这就是体现了康熙帝所云:“安宁百姓,保护地方为先”的意旨。

  雍正元年(1723年),罗布藏丹津终于发动了叛乱,次年事乱虽被清廷平息,但罗布藏丹津投奔了准噶尔部的策妄阿拉布坦,这就一方面增加了准噶尔部叛军负隅顽抗,企图东山再起之实力;另一方面对西南边陲的安宁留下了隐患。所以雍正帝曾警谕:“一旦准部有事,则喀尔喀青海、西藏必为其乱,此贼不灭,天下不安。”因而需要派“重兵驻防”拉萨、里塘、昌都、腾格哩诺尔等处,“于通准夷各路严设卡伦”,“驻藏弁兵,保护唐古忒人等,以防准噶尔贼夷侵犯。”事后,留驻三千名满汉官兵于上述地方,每年夏季,巡逻驻军粮台塘讯等等。可见就当时形势而言,在西藏地方设立中央机构,派遣驻藏大臣及军事官员,领兵数千,预防准噶尔侵藏,已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了。

二、平定内讧,充分行使主权

  雍正元年(1723年),罗布藏丹津公开叛乱后,清廷一方面令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驻扎西宁,以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奋威将军参办军务,进行武装讨伐,另一方面又派都统鄂齐、学士班第、提督周瑛等人统兵两千入藏,防止罗布藏丹津兵败后遁入西藏。鄂齐等到藏后向雍正帝密陈西藏形势曰:

  西藏首领办事之人互相不睦,达赖喇嘛年纪尚幼,未免有偏向伊父索南达结之处,康济鼐为人尚好,但恃伊勋绩,轻视众噶伦,为众所恨。阿尔布巴赋性阴险,行事异于康济鼐。而索南达结因娶隆布鼐二女,三人合为一党,若挑唆达赖喇嘛与康济鼐不睦,必至争竞生事。再,噶伦甚多,反增烦扰,隆布鼐行止妄乱,扎尔鼐庸懦无能,应将此二人以噶伦原街解任,则阿尔布巴无人协助,自然势孤,无作乱之人矣。请降训旨晓谕达赖喇嘛、康济鼐、阿尔布巴等和衷办事。

  雍正帝根据鄂齐的这一奏报,觉察到了阿尔布巴联合隆布鼐、扎尔鼐等人反对首席噶伦康济鼐,内乱随时可能发生(几个月后果然),遂于雍正五年(1727年)正月,当即指派内阁习士僧格、副都统玛拉前去晓谕“伊等和好办事”,以安民众。同时被派去的还有洮岷协副将颜如清。驻藏大臣未至,阿尔布巴等人先于八月五日挑起事端,在大昭寺内乱刀杀死了康济鼐。次年春,清廷派都察院左都御使查郎阿为正帅,护军统领迈禄、西宁镇总兵官周开捷副之,率领满族官兵八千四百余人,自西宁出口进藏;命散秩大臣周瑛率川兵四千余人,自甘孜进藏;命云南鹤丽镇总后官南天祥率滇军三千人,自云南进藏。三路大军共同用兵平乱。当时颇罗鼐正在后藏,他闻讯阿尔布巴发难后,立即组织了一支讨伐军,并联合了康济鼐之兄噶西鼐,合击进兵拉萨,于雍正六年七月(1728年7月)在清大军未抵拉萨之前擒获了阿尔布巴等人。十月,清军抵拉萨后,查郎阿和迈禄会同驻藏大臣僧格、玛拉,根据他们所犯的罪行,将阿、隆、扎三噶伦及其家属、支持者计十七人处以极刑,平息了这次内讧。

  综上所述,雍正二年(1724年)清政府平定罗布藏丹津之乱于青海后,四年(1726年)议准设立驻藏大臣二人,常川驻藏。以后又根据副都统宗室鄂齐赴藏奏报,以藏政不和,于五年(1727年)正月(即阿尔布巴之乱前)正式派遣了僧格、玛拉为驻藏大臣赴藏办事,并设立了驻藏大臣衙门,其目的是把处理藏政的大权交由钦差大臣直接掌管,加强对西藏地方的施政,行使国家主权。清政府之所以下决心这么做,并不是为应付内乱所采取的临时的紧急行动,而是在汲取了若干次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果断作出的,就是冀成西南边陲长治久安之局,这一非常措施的一旦形成和实施,自始至终,凡一百八十五年间,贯彻执行如一日,从未间断,为事实所充分印证。

三、保护黄教,提高达赖、班禅地位

  公元十五世纪初叶,格鲁派(黄教)作为西藏较晚的一个教派出现后,由于其教义一改过去之陈规陋习,内部进行严格整顿,提倡严守戒律、修习经典,故为大多数僧众所拥护和接受,加之清政府的扶持,很快发展起来,形成了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转世系统。十七世纪,清廷封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为“所领天下释教”的宗教领袖高位,其后,又敕“班禅额尔德尼”封号,即提高两位活佛地位,又各分其权,统领卫藏地方。十八世纪初,和硕特部首领拉藏汗废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后,准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意欲借藏传佛教巩固提高其统治地位,于是遣人往迎仓央嘉措。清政府认为:“蒙古素崇佛教,有达赖之名皆皈向之,倘被策妄阿拉布坦迎去,则西藏、蒙古皆向策妄阿拉布坦。”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十月,钦令护军统领席柱到藏执解仓央嘉措来京。可见此时清中央政府已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蒙藏等族笃信佛教,唯其言之是从:而达赖喇嘛对于藏蒙地区的安定,对于边陲的巩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期席柱等人的赴藏履职,也正是在清中央政府设置驻藏大臣试办阶段。

  乾隆十二年(1747年)颇罗鼐去世后,其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袭位,阴谋叛乱,为驻藏大臣觉察诛杀。鉴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谋乱是因“事权专一”所致,因此清廷决定“多立头目,以分其势”,拟定并且颁行了《钦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废除藏王、郡王、贝勒、贝子掌权制度,并在提高了驻藏大臣地位的同时,提高了达赖、班禅的地位,以加强对西藏的施政。关于这点从后来的《清高宗御制喇嘛说碑文》中,我们也可以证实清中央政府保护、推崇佛教的目的就是:“中外黄教总司此二人(指达赖、班禅),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由上得论,清政府扶持、保护黄教,提高达赖、班禅地位,旨在藉达赖对西南、西北地区的宗教影响,以及人们对藏传佛教领袖人物的崇拜心理,以期求得蒙藏地区的社会稳定。而为了达到此目的,清政府派驻藏大臣赴藏“照看达赖,镇抚土伯特人众”,“于照料之中,寓以防守之意”。并且与他们共同办理藏政、处理各种事件,在这一过程中客观事实上反映了清政府派遣大臣驻藏办事的另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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