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来，电影的发展历程也是社会文化语境与影像之间互动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特别是近年来内地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再次证明了电影是文化传播的优选介质。就创作层面而言，只有深刻反映时代风云和社会万象的作品才能具备经典价值，而任何一部影片都因其艺术旨归不会脱离它所诞生的历史时代而孤立存在。当前，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电影的发展也有了新目标新任务新要求，即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精神力量；通过电影传达文化自信，同时彰显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让中国电影成为文化产业中的引领性产业，成为最受人民群众欢迎的文艺形式，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亮丽名片，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

　　1987年，“主旋律”一词在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上被首次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成为当时的创作倡议。30余年间，“主旋律”创作传统对于展现大国文化背景下的爱国主义视野发挥了明显作用。“主旋律”电影作为我国电影创作实践中的重要一极，也成为国家话语、时代精神和主流价值的“代言人”。而随着市场经济和商品社会的迅猛发展和人们生活节奏加快，后现代主义文化加速了社会心理结构的转变，电影作为文化产品的消费性日益突出，产品化、游戏化、娱乐化和生活化迅速主导了当代大众文化，出现了以贺岁片为代表的商业电影。在商业因素与主题价值、艺术表现的轮番对阵中，一部分主旋律电影因其题材限制、宣教强硬、人物扁平、表现手法单一等缺陷曲高和寡，即便不考虑市场表现，其主题设定与价值传播之间的裂隙也难以弥合。

　　从文化研究角度来看，这固然是亚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的一次碰撞和摩擦，但与娱乐性的狂欢、解构和颠覆相伴生的还有新时代世界文化的变迁。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但通过经济、科技、军事等实力的提升获得了国际认可，同时还在寻求与“大国形象”对位的国际角色和实际作为。那么，中国价值的输出和文化传播成为大国形象落地的必由之路，传达中华民族精神内涵，呈现中国故事、中国精神、中国气派，是中国电影作为文化传播载体和世界性艺术语言的重要转型方向。面对世界格局中综合实力与意识形态的同步博弈，电影创作在完成真实可感的中国故事和中国形象的同时，必然附带着以影像来建构新时代大国形象的文化使命，从而解除世界范围内对中华民族文化内涵的模糊与曲解。这就造成了一方面传统主旋律电影逐渐拉开了与大众进行价值和情感交流的差距；另一方面，新时代国际文化格局对国家形象、国家话语的呼唤日益强烈。在这样的历史文化前提下，中国电影必须在价值求同、类型叙事、延展视听等多个途径的探索中对传统主旋律电影创作进行改写，才能达到讲好中国故事、融入世界文化的愿景。

　　近几年上映的《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中国机长》《烈火英雄》等主旋律影片在票房、口碑和艺术表现上都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这几部电影均改编自真实事件，《湄公河行动》取材于2011年发生的震惊中外的“湄公河惨案”；《战狼2》讲述了退伍军人冷锋重回非洲叛乱现场将华侨顺利护送回国的故事；《红海行动》则通过中国海军陆战队“蛟龙突击队”临危受命，前往非洲解救中国人质的惊险过程，戏剧化地再现了2015年中国海军停靠也门港口亚丁湾保护中国公民安全撤离的“也门撤侨”事件；《中国机长》根据2018年四川航空公司3U8633航班机组成功处置特情真实事件改编；《烈火英雄》以“大连7·16油爆火灾”为原型，讲述了沿海油罐区发生火灾，消防人员以生命维护国家及人民财产安全的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塑造英雄形象、抒发英雄情怀成为新主流影片的创作方向。这些作品不但完成了国家话语层面对电影创作的思想要求，“用当代中国的影像和故事表现崇高价值、国家万象”，同时也依托生发于现实主义的精彩故事在人物塑造、类型审美等方面表现出较高的审美价值，它们以影像的方式向世界和国人展现了中国在跨文化、政治、军事环境中的形象、态度和信仰。

　　可以看出，国内新主流影片创作聚焦公共领域中的现实，源于我国电影创作的主旋律和现实主义传统。基于客观事实塑造处于真实事件中的中国形象，一定程度上是电影为保证传播效果与类型、娱乐、特技等市场因素进行博弈的结果，但从其接受美学意义上考量，在时政新闻热点对观众形成话题吸引的同时，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则是通过艺术呈现形成“大国崛起”的“非虚构”力量。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和国内都面临着自身身份和地位的重新调适和确定。中国梦既是中国文化、价值观的自我言说，也是中国展示给世界的名片。在当今时代语境中，新主流影片唯有将中国故事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才能在全球文化与世界格局中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