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电视剧《谷文昌》在央视播出了。谷文昌是人民的好干部，也是共和国的英雄，他如一座丰碑，矗立在百姓心中。

　　英雄是属于历史的，也是属于文艺。每一位英雄都会和人们相逢至少两次，一次是历史的，一次是文艺的。毫无疑问，谷文昌就是这样的英雄。我曾有缘欣赏过话剧《谷文昌》，深受感动。转眼三年过去了，舞台上的“谷文昌”依然印象深刻。这几天，隔着银屏，与“谷文昌”再次相逢，有一些亲切，更多了几分期待。

　　电视艺术长于叙事。电视剧《谷文昌》充分发挥了这一艺术优长，全景式、生活化地讲述了一番英雄往事。与话剧《谷文昌》直击人心的震撼开场不同，电视剧开篇先叙谷文昌潜入东山岛侦察敌情。应该说，这样的开局值得点赞。一来，深入敌营的设置，展露出了谷文昌的英雄气和“机灵劲儿”；二来，后文中的一些人物在“序曲”中就不动声色地登台亮相，为谷文昌和东山这块土地以及这里人民的深厚感情作了巧妙的铺垫。

　　据报道，电视剧《谷文昌》共有30集，在当下的电视剧丛林中，“块头”并不算大。不过，对于一部诚意之作，已足够营造景深，从而把谷文昌的人物前史和人物特征交待清楚。目前我看到的前几集，已为谷文昌主政东山事迹的建立了顺畅的叙述逻辑，让人产生追剧的信心。

　　看过话剧《谷文昌》的人大多认可其形象塑造，辛柏青也因而获得第2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面对“辛郎饰谷在前头”，刘佩琦凭借精湛的演技，再一次成功塑造了电视版“谷文昌”。

　　一方面，电视“谷文昌”和舞台上的“谷文昌”保持了内在气质的一贯性和统一性。这应该得益于主创者对历史的充分尊重，以及在历史境况中把握人物内在精神气度的能力。于是，我们看到银屏上的谷文昌初心不改、坚持原则，同时，又“手腕子活的很”，善于处理复杂问题。比如，群众受到煽动，出现群体性事件后，谷文昌现场处置，巧妙化解矛盾，还顺势宣传了党的政策。又如，为了推动土地改革，谷文昌通过召开表彰大会，让地主豪绅“自愿”赞同土改。再如，谷文昌想尽办法，把铜钵村那些男人被国民党拉了壮丁的妇女，从“敌伪家属”改为“兵灾家属”，通过换一顶“帽子”的方法，找到了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的出路。

　　另一方面，电视剧通过大量生动的细节刻画，丰富了谷文昌的人物形象，细腻地呈现了一位好干部的“成长史”。比如，谷文昌刚从军队转到地方工作时，听说出现群体性事件，赶紧出门处理，顺手抓起一件军装，一转念，又马上放下军装，改而拿起了一旁的中山装。这个极小的“换装”细节，设计巧妙，表演得当，表现出谷文昌身份意识的自觉转变，深层次则体现了谷文昌服从组织安排的党性意识。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作品，把谷文昌的成长和新中国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融为一体，也和党在新解放区赢得民心的曲折历程融为一体。我们观看谷文昌的故事并为之内心感动，实质上是回顾新中国走过的光辉岁月并为之心潮澎湃。

　　艺术塑造人物，不仅要描绘他做了些什么，更重要的在于刻画他是怎样做的。也正是对“怎样做”的不同呈现，为多样化的艺术手法提供了充分的施展空间。作为历史人物的东山县委组织部长、书记谷文昌只有一个，他的先进事迹和高贵品格已永镌史册。作为艺术形象的谷文昌，却可以也应该多样化。在不同的艺术手法下的“谷文昌”，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感受，犹如一块宝石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流露出千姿百态的风韵。从这个意义上说，用不同的艺术手段，反复刻画一位英雄的形象，使之不断丰满，与塑造众多英雄人物，同样重要。

　　如果说，话剧《谷文昌》更多地是以一个好干部折射出了新中国的人民性，并赋予其审美意义；那么，电视剧《谷文昌》则把“人民性”作了更富故事性的细致阐发，在展现生活质感中彰显出谷文昌党性之崇高、人性之光华，就如他在剧中所说的，“对党的威信有损害的，事儿再小也不能做”。“做领导的，首先要把自己的手洗干净，腰杆挺直了”。这些道理，十分朴素，看似卑之无甚高论，实则指向现实、经久耐用。

　　类似的例子在剧中俯拾皆是。比如，面对解放初南下干部和东山当地的居民因为语言不通而带来的交流障碍，谷文昌对自己和干部们提出，要少说多做，甚至可以不说，通过实际行动来告诉百姓党的政策是什么。当遇到老乡对政策不理解时，谷文昌说，要多鞠躬，多微笑，少辩解。这是谷文昌在70多年前东南一隅的“执政心得”或“为官之道”，但谁又敢说，这些做法在今天就过时了呢？为党分忧、为国奉献、为民谋利，这是谷文昌作为一名干部的生前事，也是他作为一位英雄的身后名。

　　“人生一粒种，漫山木麻黄”，这是《人民日报》2015年报道谷文昌事迹的文章的标题。木黄麻，是谷文昌留给东山的一份礼物，是他留在世间的精神象征，也是电视剧《谷文昌》的一个重要意象。关于木麻黄，植物学辞典里一般是这样描述的：根系深广、生长迅速、萌芽力强，耐干旱、抗风沙、耐盐碱。而这又何尝不可以用来描述“谷文昌精神”呢？（作者：胡一峰  《中国文艺评论》编辑部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