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一件疑似从中国圆明园流失的周代文物“青铜虎蓥（音莹）”在英国坎特伯雷拍卖行以41万英镑（约合人民币366万元）的价格被拍出，引发舆论对海外流失文物命运的关注。一周后，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家文物局签订协议，推动健全预防惩治文物违法犯罪的长效机制。

　　事实上，像“青铜虎蓥”这样流失海外的文物数以千万计，令人心痛。而促成国宝“回家”，依然任重而道远。

　　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究竟有多少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有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及地区，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有100余万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在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164万件，而民间收藏的中国文物是馆藏数量的10倍之多。

　　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原因，大致有战争抢劫、代理征集、非法走私、移民携带、合法贸易、赏赐赠送等。

　　通过战争抢劫文物主要有三次。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1931年至1945年日军侵华等，都致使难以计数的文物被劫。

　　另一方面，欧美国家的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基金会和私人收藏家，通过代理人到中国征集文物的历史也由来已久。他们利用当时中国文物保护法规的空白，到中国境内以各种方式获取文物。通过此种方式流出中国的文物不仅数量大，而且名贵文物极多。这股热潮始于上世纪初，终止于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古物保存法》。

　　走私则是指违背文物所在国法律的情况下，将文物携带至他国的行为。然而，要把1930年以后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内，西方征集代理在中国境内从事的文物征集活动定义为“走私”仍然有一定难度。因为当时的法律并未绝对禁止文物出境，只是为文物出境增设了若干条件。

　　除上述三途外，移民携带、合法买卖、赏赐赠送，也都造成了大量中国文物流向海外。

　　学术界平时常说的“外销瓷”，就属于通过合法贸易流失海外的文物。六百多年前，一艘木制的大型商船载满陶瓷、铜钱、香料，从中国的庆元（宁波）港出发，前往日本进行贸易，却不幸中途沉没在今天的韩国海域。六百年后，这艘商船被韩国政府打捞，成千上万件精美文物陈列在韩国国立首尔博物馆供大众瞻仰。

　　而向外国人赠送特品，更是两千余年前便已有之。日本出土的“汉委奴国王印”便是中国制造，由汉光武帝赏赐给日本倭奴国王的。1907年，美国驻华公使的夫人拍卖的圆明园文物，据说也是中国宫廷赠送给她的。

　　法律困境：国际公约“形同虚设”

　　早在2002年，国家文物局就设立了“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用以购买具有代表性、文物艺术价值极高的珍品。同年10月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则开始允许私人收藏艺术品，这一藏宝于民的政策也促进了流失文物的回流。此外，中国民间公益组织也在同时发力，开始有组织地开展流失文物回归工作。

　　然而十余年过去，流失文物的回归仍面临着包括法律等方面在内的诸多障碍。

　　现在人们谈及文物回归，很喜欢说“根据国际公约，被抢掠的文物都应归还原属国”。然而实际执行起来，情况却远非如此简单。

　　在国际保护机制中开流失文物归还先河者，首推“海牙公约”。1954年，在国际法庭所在地荷兰海牙，制订了《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及其议定书，规定：每一缔约国应在敌对行为终止时，向先前被占领领土主管当局返还处于其领土内的文化财产。

　　然而，由于“海牙公约”在具体规定上比较模糊，其法律上的实际操作性并不强，相关条款内容也争议不断。

　　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迄今已有90多个国家批准加入，是目前控制文物非法流转的最重要的国际公约。还有1995年通过的《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在实施细则上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遗憾的是，“法不溯及既往”的国际法原则，很大程度上让这些国际公约失去了效力。另外，以上公约基于自愿原则而缔结，一般仅在缔约国之间才产生约束力，而英国等主要“文物流入国”并没有加入公约，它们或奉行所谓的“文物国际主义”、鼓吹“人类共同享有遗产”，为自己抢掠而来的文物珍宝辩解，或以公约与其本国法律冲突为由而拒绝加入。

　　另外，要实现流失文物“回家”，须对追索的文物定性，然后根据具体情况搜集证据资料、法律依据，并与外交手段配合索回。但由于年代久远，很多文物流出的确切证据很难搜集，这也成为法律技术上的瓶颈。

　　2002年12月9日，巴黎卢浮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19家欧美博物馆、研究所又发表了《关于环球博物馆的价值的声明》，拒绝将文物艺术品归还原属国。至此，国际公约更加“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