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德国教育学者克拉夫基就提出了“国际教育的构想”，并以现代世界的五大主要问题作为国际教育的核心内容。其中，和平问题位居首位。2019新冠病毒大流行远不止是一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它还是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也是全人类和地球的危机。由此，我们需要从全球和人类、乃至宇宙的观点来寻求解决之道，人类需要一个更大的、超越单独国家层面的全球性社群“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有可能走出困局。对此，和平教育与传播有着自身独特的任务与使命。
培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者
面对诸多全球性的困境与难题，我们都需要思考：人类是要创造一个所有人和谐共处的一个世界，还是要让所有人都共同跌入黑暗的深渊？21世纪，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可能独立应对全球性挑战，人类比任何以往时候都需要一种全球性的认同和忠诚。
2012 年 11 月，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2017 年 2 月，该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同年 11 月被载入第72 届联合国有关国际安全的决议中。中国倡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正越来越多地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在全球化格局更加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尤其是在当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以自身行动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并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此举具有格外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全球价值。
全球化为人类社会带来了普遍的物质福利，但也为我们的个人行为带来前所未有的精神压力和困境。大家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村中，每个人最微小的举动便可轻易传送到远方，个人生活影响全球成为现实。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肆虐也再次证明，个人、城市、国家的命运都和世界的命运紧密相连。我们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和期盼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刻而热烈。
和平教育是孕育全球公民的沃土，开展国际理解教育，培养具有全球意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是教育的紧迫使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贯提倡，要坚持所有教育制度都把和平教育列为必修课。抵抗新冠病毒需要“疫苗”，和平教育首先要“于人之思想中构建和平”，它是救治人类心灵免遭狭隘和偏见等病毒侵袭的疫苗。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中强调，“教育是全人类共同的核心利益，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这一教育新理念启示我们，教育作为纯粹的公益事业已不合时宜，教育和知识是全球的共同利益，它不再局限于以个人福利作为首要考虑的社会经济理论和功利主义教育观。
自此，教育不仅关系个人的学习技能，更关注生命和人格尊严的价值观。教育在增强个人能力的同时也保障多元文化的存在，以及个人在他人和自然面前的尊严、能力与福祉，这也是多元世界中实现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教育的“共同利益观”反映了当代社群主义价值取向，它既反对极端的个人主义，也反对狭隘的国家和民族主义，强调全人类的共同人性、相互依存、合作与信任的重要性，并因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息息相通。
积极传播和平理念
随着逆全球化风潮的到来、西方化现代性推动的乏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为带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力，这对全球意识形态的对抗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特朗普站在反全球化的前沿，他认为美国的模式未必适合所有国家，也不主张海外输出美国价值观。这一观点为国际间文化交流和不同文化的国际传播打开了一定空间，西方标准唯一化、全球化即西方化、西方中心主义的状况或将因此而改变，国际社会“多元文化共存、多主体平等对话与传播”的理想有可能成为现实。
和平与发展一直是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交流的主旋律。传播和平理念，营造和平的舆论环境，也是解决人类心灵困境和社会和谐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和平学之父” 约翰？加尔通认为，和平学是可教、可调查、可行的实用科学。他强调，暴力并非人的本能，它是后天造成的，起源于特定环境，暴力背后的深层文化结构和根源至关重要。他发起的“和平新闻”运动聚焦于国际媒体和公众舆论对和平的推进功能，在报道暴力的同时强调和平及冲突的解决以实现暴力的去极或降级。
有关癌症研究的最新成果对和平学研究与实践具有重要启发意义。研究人员对一些意外死亡者和老年人做医学解剖时发现，很多人身体里早已出现了癌变细胞，但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因癌症而死亡，他们就是携带着癌细胞存活了一辈子而不自知。同理，“反恐战争”中所谓的“寻找和消灭恐怖分子”同样是无意义的——力图消灭异质文明，既不必要也无道理，除非能够很好地驾驭此类冲突。
尤瓦尔？赫拉利有关当代恐怖主义的分析也道出了恐怖活动与传播的密切关系，并可视为加尔通和平新闻运动的很好注脚。因为恐怖主义军事策略中，目的就是通过传播恐惧而改变政治局势，而“恐惧”就是主角。赫拉利将恐怖分子的活动喻为毁掉瓷器店的“苍蝇”。借助发疯的公牛，苍蝇完成了摧毁一个瓷器店的目的。赫拉利还认为，一场小规模的恐怖主义活动也像一枚丢在一个大空瓶子里的小硬币, 撞击瓶壁的声音在大空瓶里来回传播, 每个角落都感受到了传播的 "恐惧"。而和平新闻理念匮乏的媒体常免费为恐怖分子大肆宣传，甚至不惜夸大恐怖活动的危险性，它们无形中充当了传播、放大“恐惧”效应的空瓶子和激怒公牛的那只苍蝇。
国际传播众生喧哗，社会媒介化、媒介社会化的浪潮颠覆了我们对传播的旧有认知。和平教育当积极培育青年一代的共同体意识，鼓励跨文化对话与交流，为打造和平传播主旋律做出贡献。
抓住儿童培养的关键期
伯特兰·罗素、约翰·杜威和玛利亚·蒙台梭利都是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中期西方著名教育家，三位学者都高度关注世界和平。虽然三者对战争根源论的意见不一，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将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于面向儿童和成人的全面和平教育行动。钱理群也曾经讲过，当下中国众多问题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一条，是中国人心出了问题；而人心问题是因为教育出了问题；教育的基本问题又出现在中小学教育。由此，他就把鲁迅“改造中国人”即“改造中国国民性”落实为中小学教育的改革行动。
罗素的和平教育理论强调要开展国际主义教育，呼吁通过教育使年轻人感到自己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员。他以全球教育理念为指导，提倡将和平教育理念渗透到学校教育的各个学科、各个方面，变狭隘的爱国主义教育为全球主义教育，让孩子逐渐接受“人类是一家”的共同理念。蒙台梭利也指出，教育也许是唯一可以永远消除战争的方式，如果没有专门深入的道德与心灵教育，人类将不可避免地显露好战的本性。要想帮助和拯救世界只能依靠儿童，因为儿童是人类的创造者。她说，“避免战争是政治家的事情，而建立和平是教育家的任务”。蒙台梭利还提倡混龄教育，混合不同年龄孩子在一个班，就像一个小社会，不同年纪、类型、能力、特质的孩子交叉互动，有更多互相学习的机会。蒙台梭利强调，童年构成了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一个人是在他的早期就形成了。她认为没有哪一个儿童天生就是法西斯、好战者，而是那个环境把他造就的。
和平教育与儿童的家庭环境密不可分。在日本有视教育为一项崇高事业的“教育妈妈”，她们热心并善于教育孩子。希特勒和拿破仑都有一位笃信上帝、专横霸道的母亲。她们都对儿子关怀备至，但又总是用自己的信念去压服他们。希特勒有着不幸的童年和不和谐的人际关系，这种创伤性童年的影响是终生的，成年后的所有情节和疯狂思想几乎都可以从那里找到源头。罗素曾指出，专制式家庭教育是导致未来世界充满暴力的关键因素，家庭要尽可能减少对孩子的体罚和恐吓，更多地激发孩子的活力和创造性，积极开展以孩子为中心的和平教育。
在敌意、不和谐的环境中，加之成人的盲目压抑和不适当的干涉，幼儿会在不知不觉中出现各种心理问题。蒙台梭利曾总结了依附、占有欲、权力欲、自卑感、恐惧等八种幼儿心理歧变——如同繁茂植物的分枝，心理歧变会朝四面八方伸展出去，但他们都来自同一深层的根部，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儿童正常化的秘密。治疗任何疾病，不管身体的还是心理的，都应该考虑一个人童年时发生的事情。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有的人用童年治愈了一生，而有的人却需要用一生来治愈童年。（作者：王景枝 中国传媒大学学科建设与发展规划处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