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员朱喣表示，如果我们一概的用歧视来评判的话，可能是有失简单。因为毕竟有些疾病他是存在着一定传染风险的，不管是幼儿园还是学校，迫于现在家长本身对学校的诸多压力，不要说是类似传染病这种风险了，就是小孩现在磕了碰了，都会让这些幼儿园或者学校像惊弓之鸟担惊受怕，这是一个现实，不得不去面对。
观察员季苏平很认同朱喣的观点。她认为并不是所有因病无法入学的孩子都是因为歧视，“我们国家对于艾滋病等这些病的歧视已经少了很多。我记得1984年，有一个跳水的叫谭良德，当时他在参加奥运会的时候，跟他一块儿跳水的有一个叫洛加尼斯的人是艾滋病的患者，他在跳水的时候把头给磕破了。所有人都特别紧张，觉得他会不会把艾滋病传染给谭良德，其实，现在看那个水完全把血液稀释了，不存在传染。”季苏平认为，许多恐惧来源于无知，让普通百姓多一些对传染类疾病的理解，是一个很好的疏通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