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3月9日消息（记者孙莹）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8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听取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分别做的工作报告。“两高”的报告各有什么特点？“两高”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最高法办公厅副主任余茂玉、最高检办公厅副主任马骐接受了总台央广记者的专访。

“报告的特点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努力讲好有力量、有是非、有温度的新时代司法故事。”余茂玉说，最高法的报告紧紧围绕服务大局、充分体现人民立场、积极回应各界关切。报告通过40多个案例，以案明德、以事明理，明确行为界限，强化规则意识。围绕大家关心的舌尖上、针尖上、头顶上、脚底下、钱袋子和出行安全，法院依法审理了一批案件，有针对性地出台了一系列司法政策举措。余茂玉举例说：“比如，群众非常关心的出行安全，法院就加大对醉驾等危险驾驶犯罪惩处力度，审结相关案件28.9万件，推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观念深入人心。严惩那些‘路怒族’强行别车、竞速飙车等犯罪行为，用司法引导群众文明出行、文明驾驶。”

马骐说，最高检的工作报告由自觉担当为主线，体现了“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主题，彰显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融入理念观念，用28个案例，讲好法治故事。报告提到“遭遇暴力传销反击案”“阻止非法暴力拆迁伤人案”等6起正当防卫不捕不诉典型案例，而2019年和2020年因正当防卫不捕不诉819人，是之前两年的2.8倍。马骐说，“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双赢多赢共赢”“一个不放过，一个不凑数”等等，连续两三年“走进”报告，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热词”。今年的报告又特别强调“少捕慎诉慎押”，强调“降低不应有的维权成本、提高必须有的违法代价”。我们希望这些理念观念与民意同频，与社情共振，融入并引领法治社会的建设。

报告首次披露，2020年最高检核准追诉已过20年追溯期限的35起陈年大案。马骐介绍：“比如报告中讲到的南医大女生被害案，这个案子虽然是发生在28年以前，但是犯罪性质恶劣，犯罪影响至今没有消除。最高检核准追诉，犯罪嫌疑人被送上了法庭，这就是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是绝对不会缺席。”

值得注意的是，有几项工作是“两高”报告中共同提到的，比如扫黑除恶战果如何？怎么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司法有哪些探索？

最高法报告提到，专项斗争以来，共审结涉黑涉恶犯罪案件33053件226495人，结案率99.4%，重刑率34.5%。余茂玉说，坚持“打财断血”，实际执行到位金额1373.7亿元，彻底铲除黑恶势力经济基础；“打伞破网”审结公职人员涉黑涉恶保护伞犯罪案件2668件，依法严惩腐败分子；孙小果、陈辉民、尚同军、黄鸿发等黑恶势力犯罪组织头目被依法判处死刑，人民群众拍手称快。

去年检察机关立案查办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1421人，同比上升了63%。马骐分析：“这些数据大幅上升的背后，体现出党中央建设政法铁军的坚定决心，也反映出政法各家刀刃向内，清除害群之马的勇气。”

孙小果案反映出的“纸面服刑”问题，在郭文思案、巴图孟和案中都有体现，最高检采取三项措施严防此类问题再出现。马骐表示：“建立了监督不到位的问责机制，刑罚执行中的问题，检察监督应该发现没有发现，失职。发现了不纠正、不报告，就是渎职。第二个措施是创新落实巡回检察制度。三是严肃查办相关职务犯罪，对司法工作人员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坚决从严查处。”

去年全年，检察机关监督纠正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5.1万人次，同比上升33%。

如何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撑起坚实的保护之伞？“两高”报告均再次强调，严惩各类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对性质恶劣、危害重大者，依法判处重刑乃至死刑。余茂玉举例说，比如报告提到的“百香果女童被害案”，虽然被告人有自首情节，但其恶行严重违国法、悖天理、逆人情，性质极其恶劣，法院坚决依法改判并执行死刑。

最高法近期成立了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并设立少年法庭巡回审判点，推动少年审判的专业化发展方向。

近年来最高检和教育部、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力推的两项制度，被未成年人保护法所吸纳。马骐说：“一个就是入职查询，要求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在招聘工作人员的时候，应该向司法机关查询这个应聘者是不是有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这些违法犯罪的记录，有就不能录用。还有一个制度就是强制报告，要求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或者疑似受到侵害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这些部门报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2020年，最高检和省级检察院直接办理了一批跨区域和影响性案件73件，万峰湖污染治理案是最高检直接立案的一起公益诉讼案件。马骐介绍：“万峰湖地处黔桂滇三省区的结合部，前些年湖区网箱养鱼无序发展，导致水质严重的恶化。2016年2017年连续两次被中央环保督察点名，但是由于水域分割管理，治理步调不一，污染没有得到根治。最高检直接立案办理，得到了地方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相关部门主动对接，联防联控，不到一年时间污染得到治理，水质明显改善。”

去年，江苏法院审理向长江排污案，让排污者支付5.2亿元环境修复费用和罚金。河南法院审理废酸污染黄河支流案，改变了“企业排污、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现象。禁止令、“补种复绿”“增殖放流”等生态恢复性司法的探索正在进行。余茂玉分析：“比如，探索环境保护禁止令，对正在发生的、不立即制止将产生严重后果的破坏环境的行为，及时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将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提前到事中甚至事前，从而防止生态环境损害发生或者扩大。探索‘补种复绿’，在毁林案件中，责令被告人补种、管护林木，使被破坏的生态恢复原状。”

2020年，法院审结一审环境资源案件25.3万件，助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审结环境公益诉讼案件3557件，与2019年相比同比增长82.1%。余茂玉说：“各地法院结合实际在环境司法保护方面，创造性开展了许多工作，像福建法院加强古厝、廊桥等文化与自然遗产司法保护，贵州法院保护传统村落留住乡土文明，陕西法院助力修复秦岭生态等，共同守护祖国大好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