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显著优势，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经国序民，正其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究竟“优”在哪里？要做到在守正中创新、在创新中守正，还应如何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百位专家谈中国制度》，特邀百位专家纵论优势、聚焦发展。今天（31日）推出《中国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解读专家：中央党校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樊吉社。
开篇立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面临的外部安全环境历经诸多至关重要的变化。中国着眼国际形势发展变化，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倡导各国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并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注入正能量。
有问必答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外部条件。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其中特别提到，要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全球战略稳定。要实现这一目标，我国在外交领域具备哪些制度优势？
樊吉社：在外交领域，我认为有三个制度优势。第一个是我们在很早以前曾经提出过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事实上也是我们对国际关系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贡献；第二个优势是我们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我们一再强调，我们采取结伴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反对军事集团，反对以大欺小，在处理重大国际事务的时候秉持公正，按照事情的是非曲直来判断和处理问题；第三个就是我们非常积极地参与全球的治理，在传统的安全领域，同时在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当中，中国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维护全球战略稳定，降低核冲突风险是关键一环。然而，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如何看待可能影响全球战略稳定的这一系列重大挑战？
樊吉社：我们说以前是有一个所谓的全球的战略稳定，实际上它的基石是在冷战期间形成的，主要是美苏两家或者后来美俄两家以双边条约为基础的军备控制。但这种情况我们现在看到非常明显的变化，特别是特朗普执政以来，他相继退出了多个条约，近期又退出了中导条约，新的战略武器削减条约的续约谈判也没有兴趣了，这意味着国际秩序开始从有秩序进入一个失序的状态。这是我们面临的新的外部环境。
个别国家竭力谋求单方面安全优势，严重破坏全球战略稳定；动辄毁约退群，使国际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这种外部安全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樊吉社：第一个方面就是各国实际上是非常期待中国参与国际军控和裁军事务，这说明中国的影响是越来越大。第二，我们看到中国重要性在上升的同时，相伴而来的是压力。我认为还是要均衡去看，一方面我们要理性看待外部压力，认真权衡和评估自身的安全环境，然后做出一个比较合理的安全战略的选择。同时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参与全球治理的时候，我们应该认识到各国拥有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特别是在战略问题上，美俄两家是两个核心国家，他们负有特别的责任，然后再回过头来探讨各大国之间有没有合作的可能。
面对深刻复杂演变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倡导各国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安全观主要有哪些特征？
樊吉社：我称之为三个强调，第一个强调是强调宏观，重视大局，更多的从人类的角度来思考安全问题，超越单纯的具体的议题；第二个强调是强调换位思考，就是各国在解决自身安全关切的同时，也要照顾其他国家的安全关切，要换位思考；第三个强调是强调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应该使用冷战思维、零和思维，要求同存异，重视合作共赢，这是我们国家安全观与西方安全观的一个非常显著的区别。
合作实现持久安全是各国面临的唯一选择。如何展望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所发挥的作用？
樊吉社：中国从最初国际体系的一个旁观者逐渐成为一个参与者。现在我们说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国际秩序的建设者和维护者，成为一支非常核心的力量。中国不仅仅有政治意愿，实际上也具备了参与全球治理的这种能力和经验。谈到未来的全球安全治理，毫无疑问中国是不可能缺席的。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世界各国实际上也欢迎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
数说优势
中国以实际行动维护世界和平。新中国成立70年来，没有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和冲突，没有侵占过别国一寸土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裁减军队员额400余万。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进程，反对军备竞赛，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中国签署或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20个多边军控、裁军和防扩散条约。中国还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要出资国之一，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出兵国，为全球稳定与发展不断贡献着中国智慧与和平能量。（记者王宗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