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12月11日消息（记者丁飞 孙莹 实习记者郭静原）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在我国，证券从业人员是不能自己炒股的。你想，如果早就知道公司有一笔公用资金要买入哪只股票，那么在买入前、股票价格还在低位的时候，就先用亲戚朋友的账户买入，等到大额的公用资金一进入、股价一涨再立马买入，光差价，就能赚不少钱了。这个，就是常说的“老鼠仓”。

　　目前，国内最大的“老鼠仓”案是原博时基金经理马乐创造的，从2011年3月到2013年5月，两年时间，马乐通过操控三个股票账户，用手机下单，先后买入相同股票76只，累计成交金额超过10亿，非法获利1800多万。不过原本在今年10月就已终审判决的马乐案，近日却遭遇最高检向最高法提出抗诉而再起波澜。这次抗诉也意味着，马乐案将面临重审。

　　32岁的马乐恐怕不会想到，自己的案子并未止步于深圳市中院“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的判决，而是一路从南到北从下到上，最终由最高检出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抗诉。这距离他上一次的纪录——以10.5亿元创造出国内最大“老鼠仓”，只过去了不到一年。

　　显然，最高检提出抗诉，是认为“判三缓五”的判决，和这种天量级别、影响极大的“老鼠仓”案并不匹配。而马乐案的结局，也被业内不少人认为，过于“轻描淡写”。证券维权律师张远忠早在年初就判断，量刑应该在“5年到10年”：

　　张远忠：一般来说是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然后并处1到5倍的罚金，如果情节特别严重，处以五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罚金是1倍以上5倍以下所得的罚金。那他（马乐）应该是在十年以下五年以上这个范围里来确定。

　　抗诉，是我国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行使的一种法律监督权。如果确认有错误，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新审理的要求。于是，深圳市中院的“判三缓五”，遭到深圳市检察院的抗诉，由广东省高院二审。二审终审，维持原判。只能由广东省检察院向最高检提请，由最高检出面向最高法院抗诉。如此一级一级，最终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不过，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专家阮齐林坦言，这种最高检向最高法抗诉，在近年来非常少见：

　　阮齐林：这个案件，经它的省高级法院维持原判了，也就是说，从法院的审理上讲，也算是终审判决，省内是最高级。检察院不可能向省法院再去抗诉，他肯定必须通过最高检向最高法对省高院这个判决提起抗诉。这种经济上的抗诉比较少见，也不是罕见，也是一个正常的程序。

　　最高检察院公诉厅二处处长张晓津昨天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抗诉的理由是终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量刑不当：

　　张晓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认为刑法第180条第4款，并未对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规定有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继而认为抗诉机关提出马乐的行为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缺乏法律依据，从而降格认定原审被告人马乐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检察机关认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导致量刑不当。

　　根据刑法第180条，内幕信息交易罪分“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两种情况，“特别严重”的需要处5年到10年有期徒刑。而一审二审中认定的马乐“利用非公开市场信息罪”在最高检看来并不合适。

　　张晓津：从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的成交额来看，累计成交额达人民币10.5亿元，从中非法获利人民币1883万余元，无论是成交额还是非法获利额，都应当认为马乐的行为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应当依法对其予以罪责刑相一致的惩罚。

　　业内认为，相比李旭利成交5000多万元，非法获利1000多万，获刑4年，和郑拓成交5亿多元、非法获利1200多万，获刑3年这两个案子，马乐成交上10亿却只“判三缓五”，似乎依然有些“轻”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马乐案并没有结束，他将继续面临最高法院的重审。

　　近年来，我国基金业“鼠患”横行、内幕交易案频发高发，制度的漏洞和惩罚力度过轻被认为是“鼠患”难休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马乐案的反复，更像是一把尖刀，直插入问题的心脏。期待，结局背后的更多思考。

　　最高检向最高法提起抗诉，是检察机关正常的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但如此高级别的抗诉在此之前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又因为在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之下，因此这次的抗诉格外引人关注。在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陈卫东看来，这次抗诉也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陈卫东：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他体现了我们司法机关实实在在的依法办案。不是像有人说的，或者说在过去出现的那样，两家在私底下你沟通，你协商，或者说有关部门出面一协调，咱把问题就解决了，现在是按照法律的程序在办事，就像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所提出的那样，我们要使公检法机关更好的发挥配合、制约双重的作用，同时要强调办案的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的程序符合程序的公正，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改革，人民检察院应当适应这样的变化，尊重法院的判决，同时又加强完善对法院判决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