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3月6日消息 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开幕，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齐聚一堂。这是他们本届全国人大代表任期的第四年。
从2018年起，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持续跟踪记录了其中十位全国人大代表的履职经历，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各个领域。
2021年总台央广中国之声两会特别节目《代表》第三期对话全国人大代表、电影导演贾樟柯。
开幕式前，贾樟柯在人民大会堂前留影（受访者供图）
贾樟柯瘦了。
时隔十个月再见，这是我们最直观的第一印象。本以为是疫情期间坚持跑步的成效。没想到，是源自一场大病。
贾樟柯：我前一段时间生病了，春节前才出院的，血压高到两百多。
记者：以前有过吗？
贾樟柯：从来没有。我是去做体检，大夫说“我给你量个血压”，一量两百多！说“你赶紧躺下”。
记者：你自己没感觉？
贾樟柯：没感觉，身轻如燕！奇了怪了。其他有些指标也有点问题。住院住了二十多天。大夫要求我生活规律，做到早上六点半起床，晚上十点半睡觉。
记者：能做到吗？
贾樟柯：挺痛苦的，但是已经掰过来了，现在可以了。刚开始辗转难眠……
全国人大代表贾樟柯第四年接受《代表》栏目专访（受访者供图）
这个时候，电影应该存在
采访地点在贾樟柯位于北京东城的工作室。
去年疫情期间，就是在这里，他和同事用一部手机、一台电脑、一天时间，完成了短片《来访》，描述特殊时期日常生活的变化。
这些变化从年初逐渐开始。2月，贾樟柯携纪录片新作《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亮相第70届柏林电影节，在影片上映前的致辞中他说：“现在正是我们中国人民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在出发的时候都不知道能不能按时来到柏林，但是我们来了。我觉得这个时候电影应该存在，电影和人民一起存在着。”现场掌声雷动。
贾樟柯在第70届柏林电影节上（受访者供图）
记者：能不能分享独属于这一年的最难忘的一些感悟和瞬间？
贾樟柯：我可能最难忘的是三件事。
第一件事，2月份疫情在武汉已经暴发，但当时我们的影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要去参加柏林电影节。那时候确实是一个需要我们决策的时刻，去还是不去？因为很明显，疫情很严重；另外一方面，去年入选柏林的华语片很少，如果我们不去，可能华语片曝光的机会就更少一分。
后来我们决定去。你像我母亲就很担心，说“你不要命了？你在家待着吧，大过年的你去干嘛？”
后来在柏林的首映式上我说了一句话，我说中国电影不能缺席。
记者：好像当时你还说，飞机落地之前，其实都不能确定是不是能到。
贾樟柯：对，真的是。我们最后是摸索了一条航线，是从阿姆斯特丹转机到柏林。那几天航线不停在变，突然通知取消，突然又可以飞了。我们确实不知道最终能不能到达目的地。
第二件事，就是从柏林回来一直到夏天，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因为春季是电影行业开工大吉的日子，春暖花开了，日照时间也长了，我们一般都是春季出去拍电影。但是这个春季还没有条件，还不能拍。那段时间非常“抓耳挠腮”。后来我就决定，做了一个写作计划。我在那期间写了二十多篇文章，把积累的很多稿债都还了。这件事是它让我觉得工作继续，让生命充实。
第三个，就是在疫情期间拍了一个短片。就是在这间办公室，两个演员、我和一个摄影师，我们四个人用一部手机就把它拍了。拍完之后在国内外发表，反响特别好。因为它证明，电影还可以快速地反映生活。
电影已经很工业化了，过去它是工业大生产，它需要很长时间的工业准备。要拍一部电影，首先得需要长时间的剧本写作、融资，然后是选演员、看景、投入拍摄……一般筹备期都在一年左右。
但是社会现实每天都在变，特别是当新冠肺炎疫情突然出现的时候，我们用最简单的电影器材，严格来说是最简单的有录像功能的通讯器材，我们用它制作了一个短片，然后把我们对疫情的思考、对战胜疫情的期待呈现出来。
科学防控，“科学”二字很重要
如何形容过去的这一年？贾樟柯在访谈一开始的回答是八个字：五味杂陈，百感交集。
农历鼠年的最后一天，他转发了自己的一篇旧文《这一年总算就要过去》。文章写于2003年年末，SARS疫情暴发的那一年：“这是空虚的一年，我让自己停止了工作……整整一年没有拍一寸画格。”
17年后的2020年，即便在新冠肺炎疫情最紧张的时刻，不管作为电影导演还是全国人大代表，贾樟柯都没有让自己停下来。他每天上午写作6小时，下午剪片，黄昏跑步50分钟。他给学生上网课，为出版社录制音频讲座，帮家乡汾阳的医院筹集防护物资，到社区走访调研。5月的全国两会，7月的上海国际电影节，9月的山西省第六次旅发大会，10月的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展，都有他的身影。
贾樟柯：我觉得应该客观地说，去年我们经历的新冠肺炎疫情，要比2003年的非典更加严酷，它的席卷面和它给人类交往带来的阻碍要大很多。
但是今年，我觉得呈现出来更大的一点，是人类的智慧和毅力：我们一步一步看到病菌劫持了整个人类，一步一步看到我们控制住、特别是我们中国控制住了，接下来是疫苗一步一步研发出来了……在这样一个防控的情况下，做到了生活、生产不乱，继续往前走。也经历过恐慌，经历过失序，但是调整过来了。
它呈现出来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是整个中国人的“纪律性”。
中国人一直有一种历史创伤，就是过去被形容为一个完全没有纪律、一盘散沙的社会。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在重新组织社会，让我们的社会有机、有效率，有完整的一个现代社会结构。到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我觉得这个社会结构是成功的。它当然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角度，也有争论，但无论如何，我们在一个大的方向上呈现出大家能够在科学性和纪律性之下保持社会有序。这是很难做到的，我们是一个14亿多人口的国家。
“科学防控”，我觉得“科学”两个字很重要，真的要讲究科学。
记者：不是那种“一刀切”的。
贾樟柯：不是那种简单的……比如说这影展就不办了，大家当然都相安无事——影展要办，同时又要防控，它就需要“科学防控”，这要求我们更耐心、更细致地做工作，以前那种粗放型管理肯定不行。而且它是动态的，不停地根据疫情防控的要求动态调整我们的措施。
这些思考，已经不只是来自一个电影导演的视角。贾樟柯进入了自己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第四年。
当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年，“我更自信了”
中国之声“代表”栏目从2018年开始，在每次会期分别专访包括贾樟柯在内的10位全国人大代表，记录他们的变化和思考。
2018年第一次赴会，贾樟柯面对这个新身份，用了“学习”这个词，给自己的表现打60分，那次大会他聚焦山西文化产业发展和电影人才培养；2019年，他关注为盲人说电影的“无障碍电影”面临的版权障碍和导演、编剧在视听作品中的作者权及收益权；2020年，他“镜头一摇”，转向电影产业之外的事：“扶助老年人享受数字化生活”。
这些关注，也获得越来越有效的回应：2020年《著作权法》修订，采纳了他“关于在著作权法中给予视听作品导演和编剧作者权及收益权”的议案；去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他在朋友圈兴奋地转发——这正是他关于“扶助老年人享受数字化生活”的议案有了明显进展；今年3月5日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式，他更欣喜地发现，“推进智能化服务要适应老年人需求，并做到不让智能工具给老年人日常生活造成障碍”，被写进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记者：现在回过头看，觉得自己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跟四年前相比有很大变化吗？
贾樟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更自信了。因为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怎么履职是需要学习的。包括怎么去调研，怎么在众多的议题里面最终选择每一年要提出来的议案……它的迫切性，同时还有可行性是什么？
第一年当全国人大代表你也没经验，有很多不可行的也提，我觉得是浪费了一次议案的机会。
如果说到去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那是我第三年，也是我最兴奋的一年。为什么呢？因为去年的两会我提了一个议案，是《关于老年人数字生活扶助办法》。然后到了夏季的时候，就收到国务院办公厅的回复，说正在组织国家老龄委、卫健委等有关部委在研究解决方案。到了去年后半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老年人数字智慧生活扶助办法”（即《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银行，包括体委（体育总局），很多部委都同步颁发了这样一些具体措施。你就看着一个动议逐渐得到了重视、落实、解决，全社会调动资源去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还挺有幸福感的。因为确实好像出了一点力，同时也能看到社会改变和进步的这种力量。
各部委提出的具体的实施意见，我很欢欣鼓舞，就会转发。我觉得要有响应，我们需要互相的鼓励。我们全国人大代表提出来的议案，部委有响应；部委提出来的解决方案，我们作为问题提出者也应该有呼应，我们要把自己的喜悦或者这种心情传达出去。
记者：从最先开始，可能更多的关注电影产业、文化产业，到现在视野如此开阔……在为本行业代言和替更多人发声之间，有过考虑吗？
贾樟柯：我倒没有这么去考虑问题。但是我有一个个人的总结，就是作为一个导演、编剧，我最主要的工作是从情感出发，捕捉社会的情况，这可以说是文化工作者的优势，我觉得应该保持这种敏感性。
但同时我们的弱点是什么呢？弱点可能是科学精神不足，社会管理的知识经验不多。所以这几年我觉得我做得挺开心，就是因为，我仍然是从情感、从感性出发去捕捉社会需要改变的地方，比如说去年提的老年扶助；但是怎么解决它，我们就多调研、多学习，补短板，尽量补充科学知识和管理经验，包括法律层面的学习，然后做到从感情出发，但是又很严谨。
不能因为自己有科学知识和社会管理方面的短板就不敢去感受，不敢去提，不敢去想；同时也不能像当导演、编剧那样天马行空、不着边际，也还得“有据可循”，有很严谨、科学的论证和系统、细致的调研。
这两年我觉得能够把它们结合到一起，觉得挺有劲。
记者：你会专门去做调研，还是会把它跟你的艺术创作活动结合在一起？
贾樟柯：其实就是捕捉吧。你像去年提的老年问题，是因为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我母亲跟我们一起生活，一开始她出门没问题，她下楼打个车很方便。后来变成网络约车之后，她不会约车，老太太就很着急，“我出不了门，我都约不到车”。她后来只能坐公交，因为她不会用那个软件。另外一方面，也有新闻报道，有很多老年朋友有这个问题。那么从这个角度、感情出发，我就开始调研。
我们当时是去了北京南城的一个大社区，在社区的帮助下跟很多老年人座谈，他们提出了方方面面的意见。后来又回到太原——因为一线城市是这个情况，省会城市是什么样子的？它还需要有一个城市差异性的调研。通过这些调研之后，最终形成了议案。
去年两会前，贾樟柯在社区调研（受访者供图）
呼吁将职业健康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这是我跟进了十年的话题”
今年两会，贾樟柯准备提出的议案，来自他十年前开始关注的议题。
贾樟柯：今年我提出来的是一个我跟进了十年的话题，那时候我还没有当全国人大代表，就关注到职业病这一块的问题。因为很多行业有职业病，你像包括我们导演也有职业病，我眼睛不好，长时间观看银幕，在暗的空间里观看强光，造成了职业病。也有很多职业病是在比较艰苦的劳动条件下产生的，比如我一直在跟进的尘肺病人。
尘肺病的病人占比很高的是初中以下学历的，今年我就希望提出来，把职业病防护的教育放在义务教育里面，准确地说是初中里面。因为义务教育是九年，初中毕业之后确实有一些比较偏远、贫困的孩子就没机会再上学了，所以在他们离开学校进入职业生涯之前，应该有很好的职业病防护的教育，最起码有这个意识。
它是双方面的，一方面，是我们通过劳动社会保障部门对企业监督，让企业提供相对绿色、环保、安全的工作环境；另一方面，是劳动者本身的职业病防护意识。
这个事……我这么解释你可能就知道了，比如说在我们北方，男孩子都所谓“不娇气”，比如在粉尘很多的空间里劳动，可能用工单位也给准备了防尘口罩，他觉得闷，觉得这点事不算什么，不知道危害，等发病了，已经不可逆了。那么就需要在孩子们成长的时候，在已有的健康教育课里面，增加很详实的一章来介绍。最起码让孩子们进入社会工作之前，知道你从事的每一种职业都有可能有相应的职业病，你怎么去保护自己。
我们脱贫攻坚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成果，中国社会实际上进入到一个“精致化”的阶段。“精致化”的阶段就是“以人为本”，保护每一个个体的生命质量，特别是保护劳动者的生命质量。
包括医保的问题，你像尘肺病，医保就没包在里面。但是我觉得能做的可能还是从教育做起。
参加“推动解决尘肺病农民问题”研讨会（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