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

瑞典为什么有那么多创业企业?

2017-11-03 10:22:00来源:新华网

  这是一个高消费、高税收的国家,劳工享有悠长的假期和丰厚的社会福利。主流经济学认为,像瑞典这样的国家不利于企业成长,因为高税收会降低企业家的盈利预期,进而挫伤他们的创业积极性。而研究也表明,一个国家的人均政府支出越大,这个国家创业企业的比例就越低。

  65%的瑞典人认为他们国家的创业机会“好”,在发达国家中,这个比例是最高的,美国仅有47%。

  但瑞典是个例外。这个人口仅千万(全球排第89位)的国家盛产创新企业,音乐流媒体平台 Spotify、在线支付公司Klarna、游戏公司King等世界级企业都在瑞典创立。斯德哥尔摩“科技大牛”的密度(市值超过十亿美元的科技公司的数量/人口)仅次于硅谷。整体而言,瑞典每1000位雇员就对应着20家创业企业,在美国这个数字仅为5。OECD 经济学家Flavio Calvino 提出,“在瑞典,创业企业的存活率高,且发展快”。一项针对18-64岁人群的调查发现,65%的瑞典人认为他们国家的创业机会“好”,在发达国家中,这个比例是最高的,美国仅有47%。

  创新创业,对一切追求效率、就业以及活力的经济体而言,都至关重要。在美国,尽管创业的激情还在,行动却明显迟缓了——如今创业企业在美国企业的占比为8%,而在1978年这个比例是15%。在瑞典,情况恰好相反。1990年代以来,瑞典加快了创新创业的步伐,近两年经济增速更达到4%和3%——较之增长低迷的美国,可谓“大跃进”;也比其他欧洲国家也快得多。那么,瑞典到底做对了什么呢?

  可以从几个层面来探讨这个问题,不过都绕不过过去30年的瑞典变革。1990年代以来,瑞典放松管制,释放出创业企业与既有大企业竞争的空间。经济学家熊彼得认为,当“创造性的毁灭”发生时(亦即创新力量取代旧产业时),经济才会繁荣。但摧枯拉朽并不容易,曾经瑞典也是个严格监管经济的国家,公共事业单位垄断了市场。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金融危机的爆发。

  危机爆发后,瑞典增速下沉,失业率飙升,政府为避免货币崩盘,甚至将利息上调至500%。改革势在必行。瑞典工业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Lars Persson告诉我,为提振经济,瑞典政府着手给电力、电信、铁路、民航、出租车等行业松绑。限制取消后,各行业的费用降下来,吸引了更多消费;部分公共服务,如养老和基础教育,则外包给私营机构。1993年,新“竞争法”出台,明确限制大并购及反竞争行为。“我们的经验是,只要市场不形成垄断,新的企业就会进来”,瑞典皇家技术学院的Pontus Braunerhjelm教授总结道。

  另一条经验就是削减公司税,提振企业家精神。关于这一做法,坊间颇有争议。具体到瑞典,效果确是不错。1991年,瑞典将公司所得税从52%下调至30%(如今这个数字只有22%,远远低于美国的39%)。而在此之前,瑞典税法明显倾向大公司,而非创业者:创业者除了公司所得税,还要交个人所得税;大公司却有种种途径避开双重征税。

  税率改革创造了公平竞争的环境。而“1991年以前”,Persson在去年的一篇论文中写道,“瑞典税制偏向机构持股的大公司,缺乏资金的小型创业企业很难存活”。进入2000年代,瑞典把富人税和遗产税一并取消了,让“挣大钱”成为可能。这样一来,人们挣钱的积极性就高了,挣到了钱又会再投资,钱生钱。Braunerhjelm教授认为,“人们手里的钱多了,天使投资人就会出现”。在今天的瑞典,创业者享有很大的税收优惠,比如他们的大半收入被认作是“资本利得”,相应的税率要低得多。

  减税不一定管用,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Tino Sanandaji承认,还可能加剧经济不平等。但瑞典的经验表明,有针对性的减税是可能为经济注入活力的。瑞典素有“高税收”之名,1991年税改之后减了不少,现如今公司税已经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税改前,瑞典最高边际税率为85%,改革后降至57%。现在的瑞典税制相对“扁平”,个人税负差别不大,也就是说不仅有钱人要多缴税,普通中产的所得税也相当可观。不过,多数瑞典人对此没意见,因为作为对“高税收”的回报,他们享有“高福利”,看病、上学都不花钱。

  1990年代前,瑞典经济几乎没有外来竞争。保护主义的立法禁止外国人大量持有瑞典公司的股份,只有不到5%的私企劳工受雇于外国企业。此后,瑞典改革开放,引入外来竞争。一则外资可以收购成熟的创业企业,如2014年微软以25亿美元收购瑞典游戏公司Mojang,大大激发了瑞典人的创业热情;二则外企进入瑞典市场,迫使经营不善的瑞典企业退出竞争,为创新企业的崛起腾出了空间。1989年外资仅持有瑞典公司7%的股份,1999年这比例已上升至40%。

  1990年代的瑞典改革适逢互联网经济的兴起。人们在创业的同时,第一次亲密接触互联网。凡是给所有员工(不论是管理层,还是保洁员)配置家庭电脑的公司,瑞典政府都给它税收优惠。很快,电脑就普及开来,“40岁以下的瑞典人都是玩电脑长大的”,伦敦风投公司Northzone的合伙人PJ P rson告诉我,“1990年代就人人在线了”。此外,瑞典也是最早大举投资,提高互联网速度的国家。今天瑞典的电脑普及率和美国差不多,但网速仍比后者快得多(平均22.5MB/秒,美国只有18.7MB/秒)。

  33岁的Birk Nilson,是这一代创业者的缩影。在孩提时代,他就有电脑,11岁开始编程,16岁到科技公司打工。19岁的时候,Nilson遇到他的合作伙伴,一起成立了电子商务公司Tictail。

  和瑞典许多创业企业一样,Tictail从一开始就是“全球的”,用Nilson的话说,“我们本能地会考虑出口”。和美国不同,瑞典是个小国家,市场有限,企业要做大就得有全球格局——把产品卖到海外,同时承受海外竞争的压力,优胜劣汰,适者生存。Tictail已获得3200万美元的融资,不久前把总部也搬到了纽约,还在下东区开了个店。

  创业带来就业。据经合组织(OECD)统计,瑞典每100个就业岗位里,有5个是新岗位;而在美国,这个数字是2。OECD 经济学家Calvino告诉我,“去看就业机会净增数据的话,你会发现瑞典总是名列前茅”。此外,瑞典创业企业的“3年存活率”也是最高的——74%的瑞典创业企业可以活过3年。

  自然,漂亮的创业纪录与“瑞典模式”是分不开的。比如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创业者敢于放手一搏。在瑞典,高等教育是免费的,学生还能申请生活贷款,人人都上得起大学。看病也不要钱,生孩子的话,还有可观的生育补贴。换句话说,你无需为生老病死教育而担忧,哪怕创业失败,也不会失去一切。

  “我认为要成为创新国家,你首先得给人们足够的安全感,”瑞典企业与创新部部长Mikael Damberg总结道,“这样他们才敢去做”。对此Birk Nilson深有体会,他知道就算他的公司办不下去了,他的医疗保险也不会少。“就算失败,就算破产,你也还有瑞典和它周全的社会保障”,Nilson对我说,“在瑞典创业,不像在美国这么吓人”。

  此外,还有社会文化层面的因素。比如Nilson和伙伴们经常有机会跟Spotify或Klarna的创办人一起工作,讨教创业经验,创业者之间的这种交流对彼此都是促进。乌特勒支大学的Erik Stam教授告诉我,瑞典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度很高,这让他们合作起来更顺畅。比如他们往往一拍即合,而不会在合同上锱铢必较。又比如上级信任下级,就容许他们弹性地工作,而弹性产生创意。

  相应地,瑞典的“内部创业”(intrapreneurship)也很活跃。企业内部设置“孵化器”,进行“非常规”开发和创新。比如爱立信公司有个部门叫做“爱立信车库”,从可穿戴技术到助老工具,各种五花八门的技术都研究。斯德哥尔摩工业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表明,过去三年里,瑞典有28%的企业员工参与了内部创业项目,而在美国,这个数字仅为11.7%。(作者:ALANA SEMUELS,许子善编译;来源:澎湃新闻)

编辑: 方婧
关键词: 创业企业;瑞典模式;乌特勒支大学;Stam;Northzone

瑞典为什么有那么多创业企业?

创新创业,对一切追求效率、就业以及活力的经济体而言,都至关重要。在瑞典,1990年代以来,瑞典加快了创新创业的步伐,近两年经济增速更达到4%和3%——较之增长低迷的美国,可谓“大跃进”;也比其他欧洲国家也快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