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徐沪称，今年来公安机关侦办食品非法添加案1100多起，涉案金额达到8亿元。食品安全案件屡屡发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暴利驱使、违法成本过低等。徐沪举例，一起“瘦肉精”案件，4名主犯销售问题猪上万头，均被判了轻刑、缓刑。（新京报6月14日）

　　当下食品安全案件频发，一个方面的原因是暴利驱使，不良商家丧失基本道德，蔑视法律；再一个方面就是违法成本过低，致使不少商家仍然趋之若鹜，犯了一次，还想犯一次追回成本，从而让食品安全案件陷入恶性循环。

　　当然，有一个问题就值得一提，是谁让食品安全违法成本过低？这背后又有些什么猫腻？

　　从立法上说，食品安全违法成本应该是不低的，最高可判死刑。上月底，就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熊选国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两种直接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最高法定刑分别可达到无期徒刑和死刑。

　　从对法院判案的要求来看，有关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违法成本应该不低。去年9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15日正式对外公布了《关于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通知》。《通知》要求人民法院要准确理解、严格适用法律。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分子的定罪量刑，不仅要考虑犯罪数额、人身伤亡情况，还要充分考虑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犯罪手段、犯罪行为对市场秩序的破坏程度、恶劣影响等。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累犯、惯犯、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以及销售金额巨大的犯罪分子，要坚决依法严惩，罪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要加大财产刑的适用，彻底剥夺犯罪分子非法获利和再次犯罪的资本；要从严控制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分子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

　　那么，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让我们从徐副局长提供的一个例子来分析一下。

　　从该案轻判的理由来看，是涉案人和所谓的受害人，比如购买饲料的企业和个人达成了和解，也就是刑事和解发挥了作用。

　　这就引出两个问题：一是食品安全案件能不能适用刑事和解？应该说，刑事和解制度对于推进和谐社会、提高诉讼效率、协调利益矛盾有着积极的作用，然而，刑事和解案件的范围包括哪些？应该在一个什么限度内？就拿食品安全案件来说，时下的形势适不适合轻刑化？显然是过于轻率。

　　二是和解背后有没有腐败交易？刑事和解是个好政策，可是也给了腐败交易以空间，毕竟和解之实施也是“可以”的，并非“应当”的，这样的自由裁量权是相当大的。何况这次和解的是引起全社会共愤的食品安全案件，显然这不符合常态。那么这背后有没有人情交易？有没有腐败交易？有没有枉法问题？是值得追问的。

　　而不容忽视的是，时下官员腐败成本也处于一个过低的状态，从而给了一些腐败以猖狂、以侥幸、以不绝，从而滋生出更多的过低违法成本，形成恶性循环，这恐怕才是值得高度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