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灾区来采访是我的任务，现在必须在第一时间进入重灾区。与此同时，一批民兵正准备出发前往都江堰最偏远也是里震中最近的乡镇——虹口乡。我和王磊一拍即合决定和民兵突击队一起前往交通，信息完全中断的孤岛。

     一开始，我就被告知这次行动需要翻两座山，虽然明知自己耐力很差，一股冲动还是促使我义无反顾的迈开自己充满信心的步伐。然而，情况远远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很多，首先是高度，海拔1700米，这是我至今为止翻越的最高的一座山峰，其次是没有路，完全是最近两天山民为了自救而走出来的，道路高低不平，雨后更是泥泞不堪，好几次我的鞋都差一点拔不出来了。小道两边是茂密的树林和竹林，几天来的山体滑坡使很多碗口粗的树木和成片的竹林被折断或者倒伏。不时发生的余震裹夹着巨大的石头和泥土从山上滚落，带倒了更多的大树和竹子。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不足的体力开始作怪，逐渐和大部队拉开了距离。民兵队的战士发现后，一路拉着我上山，又扶着我下山。相比之下，王磊就远没有我幸运，一路上他摔了好几跤。快到山脚下的时候，我的体力透支，又是在走下坡路，湿滑的小路和我那已经不听使唤的腿让我的信心一点点的消失，就在此时几位当地的驻军上山接我们，此时此刻我才真正感觉到什么是人民子弟兵，是他们再次给我带来信心，也给当地受灾群众带来了安心。虽然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他们很不感冒，尤其是在北京的拥挤的道路上遭遇横冲直闯的军车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被这些民兵和解放军，我是无法完成这次徒步采访的。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一幕又一幕，心中充满了惭愧，要知到这些军人是背着重达80公斤的被包前行的。虽然我是为了工作，但是最终成为他们的负担是我不愿的，听着他们因为负重前进而变得粗重的呼吸声，我的眼泪几乎喷涌而出，为了自己的不争气也为了战士们艰辛的付出。当听说他们在步行8个小时到达虹口后，立即涉水前往附近村庄实施救援后，我深深为基层官兵的行动所感动。入夜的山区异常寒冷，说话的时候还会有哈气，在齐腰深的河水中涉水都很困难更何况要施救抢险呢？当天深夜11点左右，他们回到虹口镇所在地，在潮湿的土地上困倦的入睡了。而在他们身后就是不断有石块和泥土滚落下来的大山。记得在路上，我曾经和一位20岁左右的民兵战士聊天，他这着自己手上大大小小的伤疤对我说，这是13号抢救一所都江堰的小学时留下的，而这样的伤疤几乎出现在每一个战士的双手上。

    寒夜，我和王磊被安排到小学操场上休息，冰冷的白月光包裹着学校倒塌的教学楼，给人一种凄凉而恐怖的气氛。我不知道堆废墟中是否还有被压埋的孩子或者老师，只是知道就在这里已经有6名孩子逝去。寒夜，睡在单薄而奢侈的单人帐篷里，听着石头由远即近的从山上滚落下来，我没有一丝睡意，尽管非常困倦。凌晨两点的余震让此时亲密接触土地的我感觉到了摇动起伏的大地——我们的母亲，却也是灾难的始作俑者。

    晨露，湿透了帐篷。云层遮住了阳光也挡住了飞机进入的希望。经过了一夜，对于很多人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是一个女孩的生命正在慢慢被吞噬。没有手术设备，没有手术条件，留在这里就是死，想要出去只能步行，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她伤的是一条腿呀！当我们其医疗点看她时，一股腐败的味道让人难忍。这个女孩在有一张圆圆的脸庞，清秀的眉眼还隐约能看出青春的气息。孩子的父母，爷爷决定抬着她出去却被医务人员拦住了：两个人抬着一个病人翻越泥泞，陡峭的大山是决无可能的。看着母亲脸上绝望和无奈的痛苦深情，我深深感到自己的无能与无力。来自成都团委的志愿者带来了希望，他们派了15名志愿者，四人一组，轮流抬女孩出山求救。

    这一路上，另一个感动我的群体就是志愿者和那些积极自救的受灾群众。早在我们进入孤岛虹口的时候，志愿者就已经进到这里到了一些食品和医药。在来去的山路上，我们遇到了无数徒步进入虹口的志愿者，他们来自重庆，唐山，成都等地，甚至很多当地受灾较轻的群众。在进入大山的每一块稍微平坦的土地上，都有群众或者志愿者提供饮水和食品。他们就像分散在大山中的希望之星，让每一位山上的行路人不断受到鼓励。在众多的志愿者中，我记得一位小女孩，她在地震中失去了妈妈，悲痛中，她依然坚持给过往的救援队和出山寻找亲人行人提供开水，当我们希望她能说点什么的时候，她却始终保持沉默。

    没有飞机，我和王磊被迫再次翻越高山，返回成都，此时离我们出发已经整整36个小时了。受灾群众见到子弟兵时的激动和释然，大家在山上相互鼓励和寻味，以及志愿者提供的无私服务都成为我永久的记忆。曾几何时中国人被认为是不团结的代名词，如今团结的中国人已经无往不胜。

    附: 季苏平，女，1979年7月4日出生在火炉武汉，拥有 如火般的热情，却也因此显得有些马虎。200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学院，一直供职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与那里的兄弟姐妹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