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台记者刘延军在成都军区某陆航团的直升机上采访飞行员

　　汶川地震发生在5月12日，当时我没有上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由于即将离开现在的工作岗位，单位领导同意我这段时间暂时可以不上班，联系下一步的工作单位。

    刚得到地震消息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因为我的生活经历中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不知道7.8级的地震意味着什么。但是，随着各种媒体中有关地震的消息铺天盖地的传递开来，尤其是原单位的同志已经开赴前线，并传回了前方的最新消息，我觉得我应该做点儿什么。

    14日，也许这个时间才开始行动有些晚。下午1点，在北京动物园的采血车旁，等待献血的志愿者队伍弯了一弯又一弯，据说，这个队伍可以排到晚上了。

    回程的路上，我拨通了中心主任孙健的电话，告诉他，如果可以，我希望能做些什么。很快，我得到了回复，马上赶到原单位，准备相关设备，第二天跟他一起，赶赴灾区，参加中央台的报道工作。

    任务来得似乎有些突然。由于前面我说过的原因，我的所有设备都已上交，这个准备的过程紧张而多少有些忙乱。直到上了飞机，我总还觉得有些东西准备得不够充分，毕竟这不是普通的报道。

    一上飞机，就已经感到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从地震灾区传来的气息。因为飞机上的乘客非常少，这对北京-成都这条航线来说是非常不正常的。在成都下飞机之后，我越发感到了情况的严重。我们与前来接飞机的同志少了平时见面的寒暄，大家的对话都简短而直达主题。

    当晚，我和孙健主任就直奔成都军区抗震救灾联合指挥部。此前，由于中央台的记者都分布在各抗灾一线，抗震救灾指挥部每天汇总的总体情况，不能及时传递给全国的听众朋友。当晚，我和孙健主任在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过当天的救援情况，并与后方的直播组做了连线，从此，这个任务成了孙健主任每天的必修课，每天晚上开过协调会，他都会赶往成都军区抗震救灾联合指挥部，了解情况，然后通过电波，及时地把这些情况通报给全国的听众朋友。

    应该说，从来到成都开始，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央台的抗震救灾报道中。虽然我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一直告诉自己，在这个举国悲痛的灾难中，作为一名中国人我应该做些什么。由于组织这个概念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有太深的烙印，所以我才会选择回到单位，作为单位的一员参与到这场全国总动员的抗震救灾活动中。事实也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在震区的几天里，我看到了一些专业救援队开展救援的情况，也看到或了解到一些志愿者的情况，由于很多志愿者只是凭着一腔的热情来到灾区，缺少必要的专业知识，这是很盲目的，也是很危险的。这些天，我们已经听到太多志愿者成为救援对象的消息。而我作为中央台的一员，虽然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在这个集体里我相信我在为灾区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那天去震中映秀的路上遇到的一个人。为了及时了解信息，也为了一旦被困在震区能及时了解外面的情况，这几天我一直随身携带着一部收音机。我是在5月17日进入映秀的。此前了解到情况说，都江堰到映秀的公路要在当天打通，为在第一时间报道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我受派前往映秀采访。由于余震造成了多处塌方，军地双方的工程队正在紧张地抢修，我们前进映秀的路不时被打断。被迫休息时，我随身携带的收音机总是能吸引一批听众聚集在我的周围，这其中有前往震中进行救援的解放军和武警战士，有正在抢修道路的工程队员，有从成都赶来寻找亲人的群众，也有从震区经过长途跋涉走出来的受灾群众。其中多数人已经好久没有信息来源了。在一处塌方路段前等待时，我注意到一名眼含泪水的中年女性在围拢的人群里默默地听了一会儿我们中央台正在直播的“汶川紧急救援”，然后双手合十，对我表示了无语的感谢，就又转身离去了。我不知道她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但我清楚地感觉到，那一刻，我们收音机里的节目又给了疲惫的她以十足的精神动力。从此，无论到哪里，我总是第一时间就把收音机打开，甚至在行走的路上，我也是开着收音机，让路过我和与我同行的人，都能感受到这种精神上的支持。在路还没有畅通的那几天里，每到一处，不管是受灾群众，还是救援队伍，都对我的收音机抱以极大的兴趣，所以，每次出去采访，总是有一部收音机与我同行，而当我回程的时候，这部收音机已经被留在了震区的某个人手里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我更加坚定了我主动申请来抗灾前线的做法是正确的。

    在这样强大的精神动力前，我也时时感受到自己力量的渺小。从映秀出来的时候，公路交通已经打通，我和中央电视台的几位记者搭乘着军用卡车返回都江堰。卡车行走得异常颠簸，路上还随处可见工程队伍在对刚刚打通的塌方路段进行拓宽和加固，许多路段还只能单向通行，向灾区运送救援物资的车辆和已经卸下物资返回的车辆不时要停下来，让对方的车辆先行通过，秩序井井有条。刚出映秀不远，卡车停在路边，前方有路段正在加固。这是，一个虚弱的声音从车后传来，“搭我一段吧，我实在走不动了！”同时，一双瘦弱的手搭在卡车的后挡板上，一个显然疲惫已极的中年男子正试图爬上我们搭乘的卡车，他不得不在我的帮助下才爬了上来。他告诉我们，他是从耿达走了三天才走出来的。地震中，他的妻子被埋在废墟下，永远也不能和他相见了。他的儿子在都江堰上大学，担心儿子会独自返回家乡，他才冒着危险赶出来，寻找儿子。同时出来的村民本来有10多个，路上碰到塌方，只有他一个人躲过了一劫。在叙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不时会扭过头去，用手默默地抹一下眼睛，而止不住的眼泪分明让我感受他的悲痛。我能为他做什么呢？一瓶水？一块干粮？我所能做的一切都是那么微不足道。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为他祝福，希望他能顺利找到儿子，希望他今后的生活能重新振作起来，过好今后生命中的每一天。

    个人的力量虽然渺小，但13亿中国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5月20日，在去平武县南坝乡的路上，我们看到这样两块牌子，一块牌子的正面写着“共产党好，党中央好，解放军万岁”，背面写着“向参与救灾的人们表示真诚的感谢”，另一块牌子上写着“党中央万岁，解放军好，感谢解放军”。经过了解，前一块牌子是一个退休的乡党委书记写的，而后一块的牌子的作者只有10岁。看到这样两块牌子，任何解释和采访似乎都是多余的。即使不了解任何的救援信息，仅从这两块出自灾区群众之手的作品，我们就完全可以了解到发生到四川汶川的大地震得到了怎样的救助。就在这两块牌子的不远处，几名解放军官兵正抬着一袋大米放在一户受灾群众的简易帐篷里，而这户人家的女主人正努力推脱着一位上尉军官放在他手里的40元钱。这名上尉军官告诉我们，他叫覃珍伟，是成都军区某部的作训参谋，他在附近执行“进村入户”的搜救任务，知道这里的受灾群众生活上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就把他们自己的口粮拿出来送给群众，同时，还拿出自己身上仅有的40元钱，资助这户受灾家庭。其实，在这次举国动员的抗震救灾行动中，有太多这样的感动。每每想起从紫平堡水库到映秀的浮桥上，那些因连续几天不能睡觉而趁空打盹的战士，想起军用卡车上碰到的一位在家休假，而主动参与到救灾队伍中的武警战士，想起一位转业的副团长，多方辗转来到映秀，临时编组到铁军的队伍中……我知道，汶川，有13亿人民在支持你重新站起来。

    就要离开记者这个工作岗位了，最后一班岗，我为四川汶川大地震而悲痛，也为自己能贡献一份力量而欣慰，汶川，我的最后一班岗与你在一起！

  附： 刘延军简历：
军事学硕士，有军事科研、基层连队、总部机关的工作经验，作为军事记者，有热情、有责任感，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报道任务，让我的军事记者生涯得以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