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五莲县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马学生的女儿今年被日本早稻田大学录取为研究生，想起３０年前他自己的曲折求学路，这位基层干部抚今追昔，感慨良多，近日与记者交谈时回忆起了自己当年的求学历程。

    以下是其自述：

    改革开放３０年，也是我一个山区孩子高中毕业３０年。回想起我的求学历程，却是那样不堪回首，又感恩不尽。

    这要从我的爷爷说起。１９４７年，因土地复查运动扩大化蒙冤险被害命的爷爷，在被好心乡亲的帮助下，星夜逃出“土牢房”，投奔到华东野战军二十八团三营八连。被战友们称为“马大爷”年已半百的爷爷，在战斗中荣立三等功，加入共产党；５０岁生日时，全连为他祝寿；他的事迹在当时的《向前》报上进行了宣传。２０年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爷爷又被村里的造反派污蔑为“假党员”，打成“反革命”，遭受惨无人道的迫害折磨，我们家又一次陷于灾难之中。１９７１年初，小学三年级的我，被驻校的“贫管会”撤销学习委员，禁当“红小兵”，还被逼到讲台上批判爷爷。屈辱无耐下，父母恳求回家探亲的伯父将我带到吉林省抚松县的深山老林，当起了“小盲流”。伯父家九个孩子１１口人，生活相当艰难，加上母亲想我想得精神几近崩溃，既想爹想娘，又怕回家上学受辱的我，年底不得不回到老家。

    １９７４年秋，每次考试都是“双百分”又深得老师喜欢的我，却没有接到初中入学的通知。爷爷捶胸顿足，自责自骂；母亲哭天喊地，以泪洗面；父亲强忍愤懑，上门哀求，得到“好孩子谁不让上学了”的话后，信以以为真。我来到学校坐到教室最后排一个空位上，认识我的张老师略带吃惊地望了我一眼。点名时，没有我，发课本时，没有我。带有纸墨香的课本“啪啪”落桌的声音，敲打着我已悬起的心。老师来到我身旁，轻轻地拍拍我的肩膀，无言地领我走出教室，同情而低沉地告诉我“学校没有接到你的名字……”差点晕倒的我不知怎么回的家，也记不清回家后爷爷、父母是什么样子。天无绝人之路。舅舅的一位领导调到我们公社任党委副书记，并在我们村驻点。一个半月后，我终于坐到了教室中那个坐了不到１０分钟的位子，但父亲却因为去找舅舅，险些被山洪击倒送命。我在没有自己的课本的情况下总算读完了初中。

    １９７６年秋，我再次被剥夺升学的权利，那位党委副书记调走了。奶奶去世，伯父回家奔丧。我高烧４１摄氏度，歇斯底里地喊奶奶，４个人按不住。父母喊来几位壮劳力，点起谷草烘烤我的脊梁后我才镇静下来。这次爷爷提出让伯父再带我去东北上学，并不顾７８岁高龄决意陪我一起去。教我的许老师和孙老师深夜破窗进入校长办公室，在一张普通信笺上给我开具了“转学证”，反复叮嘱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就这样，带着不解，带着无奈，带着不愿，带着高烧，带着母亲黑夜里的哭泣，带着老师冒险给我的“护学符”，我再次做起了“盲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