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永生现在的办公室里，悬挂着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这是1982年3月24日的县委集体照片，当年32岁的白永生在最后一排右起第四个位置。

　　“没有一个人穿皮鞋，没有一个人穿西装，没有一个人不戴帽（旧式软军帽）的。”白永生指着照片说，如今照片里的这些人，已经辞世了三分之一。

　　在采访的过程中，58岁的白永生始终保持着一种带有激情的语调。太阳从直射到西斜，仿佛几十年的时光从房间里穿过。

　　只能靠自己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出生于一个怎样的家庭？

　　白永生（以下简称白）：我1950年10月26日，出生于寿光李二村。我刚出生两个多月，就没了父亲，母亲一个人把我拉扯大。家里就我一个孩子。要知道1950年解放时间不长，在人们老封建思想里，一个女人拉扯大的孩子，没人能看得起。

　　记：60年代，正好是困难时期。

　　白：（动感情，眼角发红）真是没有靠山，没有出路。只能靠自己，奋斗就是出路。

　　记：高中毕业后，有没有考大学？

　　白：那个时候，大学不用考，直接推荐上工农兵大学。我高中毕业后，大队里的革命委员会主任推荐我去做民办教师，那个时候我结了婚，就没有再上大学。当时我还兼任村团支书，后来又兼任党支部副书记和大队长。

　　参与联合国项目

　　白：1978年，我从村党支部副书记调到了县科委。当时科委分农业组工业组，我是农业组科员。

　　记：从村直接调到县，什么原因？

　　白：因为我在公社里把农业搞得不错。当时干部作风很扎实、很实在。不是“全国学大寨，寿光学曹家”吗，我就和曹家摽着膀子干。县委组织报告团，我们李二村就是先进典型。

　　1979年，我在科委时，联合国粮食署在寿光北部搞滨海盐碱地开发项目，我当时任项目办公室主任。这是第一次和国际上合作，外国人也是头回见到。这个项目联合国第一批拨款400万元，县里直接派我去北京联系挖掘机。

　　记：当时去北京是什么情形？

　　白：我和一个同事一起去的。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两个骑着自行车去搭火车，下雨，车轱辘都拔不出来。

　　1979年11月16号到的北京。北京那年上冻特别早，下了大雪。我们去没有思想准备，就拿了个毛衣。毛衣一撑，网网眼特别大，很冷。

　　那个同事很能开玩笑，一大早我叫他起来，说：走，咱找部队里的老乡借个棉大衣穿。他蹲在那里一个劲翻他自己带的包，我说：你找什么啊？他说：出去忒冷，我看看还有个裤衩吗。（笑）

　　记：精神很乐观！去北京有什么收获？

　　白：领了一台挖掘机，一辆解放牌汽车，一辆吉普车。大挖掘机100多万，我去办的手续，那时候咱知道挖掘机是什么东西啊？这么个庞然大物，还怕领错了。吉普车领回来直接给了县委作公车了。那时候，坐个吉普车了不得了。

　　记：最终盐碱地改造效果怎么样？

　　白：当时搞盐碱地开发，联合国专家、省农科院专家、潍坊市农业专家都来了，开发了几十万亩。

　　开发前，这么大一片地白乎乎一片，什么也不长。现在可以带你们再去看看，一片梨园。

　　“纪台单干了”

　　记：1980年，你到了纪台，当时什么情况？

　　白：纪台是全县最落后的乡，在寿光最南部。我到那一看，连一个灯泡都没有。浇地用的是柴油机，公社驻地还是解放前土匪头子孟柱三的大宅子。

　　记：你主要做了哪几方面工作？

　　白：我到纪台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同王坤山书记等同志把土地分产到户。

　　当时中央还没提出来实行联产承包，还没有统一这个精神。纪台是全县第一个办这个事的公社。在这之前，纪台不是交公粮，是吃国家的统销粮，吃不上饭啊老百姓。那时候老百姓也产生致富的要求了，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记：中央还没统一精神，你们是从哪里学的经验？

　　白：当时中央下发了75号文件，说要推行农村改革，具体没说怎么办。咱并不知道任何人的经验，针对那个现实，逼得你必须想办法。大家说，要想真正解决吃粮问题，别的先甭管了。

　　当时全国第一个分产到户的是安徽小岗村，现在回过头来看，精神是一致的，不谋而合。

　　记：地具体是怎么分的？

　　白：当时老百姓就知道抓阄，可是地有好有坏，有的产粮800斤，有的300斤，差别太明显啊。怎么分呢？我们就把地分成好地和坏地，好地一家分一溜，坏地一家分一溜。就这么着，当年解决了温饱问题。

　　记：当时做这样的决策，是不是也有压力、有风险？

　　白：县里有反对的意见，但是主要领导思想很开明。

　　在纪台下了决心，冒着风险办了这个事，回想起来很值得。在这之前吃大锅饭，都不干活，“干的不如不干的，不干的不如捣蛋的”。分了之后，你一家一户就是这些地，种好种孬，都是你的，当年不仅不向国家要粮了，而且反过来交公粮。

　　寿光的“外交官”

　　白：在纪台干到1984年，调到稻田干党委书记。稻田是潍坊市的明星镇，到了那边除了在农业上搞温室大棚，还开始抓工业。

　　记：发展乡镇企业也是改革开放的一个现象。

　　白：是啊。当时乡镇企业是集体经济性质，刚刚有发展的意识。稻田有个企业是奥峰农用车厂，我上任之后，调整了领导班子，马上带着班子到胶东学习。我干工业，直接往北京跑。把北京撤下来的大锅炉都要过来。现在奥峰农用车发展得仍然很好。

　　1987年，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郝建秀到寿光，她是当年建国以来到寿光最大的领导，她到了稻田视察了当地工业，非常满意。

　　记：当副县长分管什么？

　　白：1988年5月我干了副县长，分管交通、邮电、金融，往北京跑得更多了，一年上12趟北京。王伯祥任县委书记时，他说我那是寿光的“外交官”。

　　记：到北京主要落实什么工作？

　　白：主要是落实资金问题。所有工作的开展，没有资金解决不了。我到了北京跑金融部门、投资公司，调来大量的资金。

　　记：调来这些资金，主要解决什么问题？

　　白：主要解决寿光骨干企业的资金问题。很多地方企业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候受挫，寿光的企业为什么能顶住？那些资金起了很大的作用。晨鸣造纸、寿光的小化肥工业，都靠那个时候的一些资金注入了活力。总结一下寿光的企业能一路挺过来，第一，最初项目论证得好；第二，找对了路子；第三，要不断上新产品。这就是“老母鸡下蛋，自我发展”。

　　消灭“摇把子”

　　记：你的从政生涯正好踩着改革开放的鼓点。

　　白：那几年几乎每年一次，王伯祥书记带着县直部门主要负责人、五大班子部分同志、乡镇党委书记、主要企业负责人，到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等开发区参观学习。这对寿光人的思想解放和招商引资起了很大的作用。

　　记：你直接接触海外的招商引资是哪一年？

　　白：1989年，我带着团到香港招商引资，在那里呆了7天。除了招商引资，还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消除“摇把子”电话。

　　记：是什么触发了这个想法？

　　白：当时我们为了去香港，专门印了名片。见了外商，我们把名片递过去，外商就问：你们这个电话，前杨公社总机转什么意思？

　　当时那个电话还是“摇把子”电话，电话接通要逐级转。电话从山东打到江苏，在邮电局要等一个小时啊。

　　回来我单独跟伯祥书记说，我出去看了看，好的东西很多。下一步亟待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消除摇把子电话。伯祥书记思想很灵活，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很跟得上时代。他当时就跟我说：你准备准备，把跟我谈的问题，在县常委会上说一说。

　　这个事我在会上就讲了。外商提出这么个问题来，说给咱打个电话都打不通。这既是我们的软环境，也是将来的硬指标。咱先上10万门程控，投资1000来万，省得叫人家香港人笑话咱。

　　记：会上常委们怎么表的态？

　　白：常委都说没意见，非上不行。

　　记：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白：上也不是那么容易。上程控电话得有程控电话总机，当时省里有个统一规划，先把总机往胶东地区安排，咱要拿到得排队，一排就得拖三年。

　　咱等不及。到省里跑来了指标，直接上了上海，找到贝尔公司，从他们的处长一直找到老总，解决程控机问题。当年就把程控机给落实了，一批上了10万门程控电话。

　　到了上海，咱有个老乡说，带着你去浦东看看。为什么去浦东呢？当时听说邓小平要开发浦东。我到了长江边上往浦东一看，一片荒草，什么也没有。

　　今昔对比，改革开放就像个神话一样。

　　没有回头的理由

　　记：当时怎么萌生辞职这个念头的？

　　白：1992年，中央二号文件，全国上下传达，影响非常深远。我就想着：为什么不借着好政策，到其它行业干一干呢？

　　当时李福明副县长抓工业。他身体不好，早就听他开着玩笑说：这么累，不如下去自己干经济。有回儿在他办公室，两个人聊天，互通了意见，下了这个决心。

　　记：周围的人得知这个消息什么反应？

　　白：当时人的思想和现在差距很大，官本位的思想比现在还要重。当时在老百姓眼里，在仕途上能走到副县长这一步，就好像祖坟上冒青烟了！都想干干不上，怎么他就辞了呢？不管是同学还是别人，都不理解。

　　记：这带来的压力应该很大。

　　白：是啊。辞职报告是李福明写的，我签的字。寿光县县长马金忠看了辞职报告，直接掉泪了。县委书记说：你们走那条路，就是走独木桥、走钢丝，哭都回不来。

　　我们既然下了决定，家人也支持，就没有回头的理由。

　　记：辞职之后，有没有失落的感觉？

　　白：说实话，这种感觉不强烈。我是贫下中农的孩子，本身很穷，大不了从头来过。

　　当时好多人以为我们是图钱，其实不是。干副县长的时候一个月工资有109元，已经是高工资了，很满足了。那时候一盒烟9分钱，办喜事的烟好点儿也就2毛钱。

　　记：做这个决定考虑了多久？

　　白：三个月。

　　下海后的三个阶段

　　记：两个副县长同时辞官，在全国引起了很大震动。

　　白：那时候《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篇文章，叫《说长道短李白辞官》。

　　这篇文章反响很大，寄给我和李福明的信像雪花一样，每天有百十封，来自党政军民学各个阶层。主要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表示支持；二是愿意过来跟着干。

　　各个新闻单位也都过来采访。当时我们定了两个原则：一是凡来的信一律不回；二是凡来的采访单位一个也不接。当时我们想，当务之急是安下心来，理出自己发展的思路。

　　记：下海后都做了哪些事？

　　白：我们两个先是成立了李白经贸总公司。干了半年就分手了，李福明有抓工业的经验，他想着办实体企业，我是一直做经贸。

　　记：具体做了哪些经贸业务？

　　白：当时寿光的蔬菜很多，但是出口很少，我就抓住这个焦点，对外出口蔬菜。

　　我找到韩国现代集团的一个副老总，他抓外经外贸。我们一块来到青岛，谈了一天一夜。当年韩国正好欠收，他们需要大量的白菜、大葱和红辣椒，我们初步签了合同，把寿光的蔬菜调到韩国去。

　　记：把农产品推向海外，对当地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推动。

　　白：说句大言不惭的话，我下海的这16年，寿光人对我的看法，可能比我干县长的时候还要好。（笑）

　　记：这种认可可能也要经历一个过程。

　　白：是啊，总结一下，下海之后经历了3个阶段：一是社会小看你的阶段，有三年；二是社会逐渐认可你的阶段，有三年；三是社会羡慕你的阶段，就是接下来的这几年。

　　见面仍称“白县长”

　　记：目前精力集中在哪一块？

　　白：我这些年，官瘾也过了，海也下了。我想，人一生，总得留下个脚印啊。2002年，我开了个医院，我想这个事业，是对老百姓，对子孙后代都有利的事业。

　　记：为什么会想到开一家眼科医院？

　　白：开这个医院，可以说也有我的一点私心。当年我在稻田干党委书记，一次潍坊市领导过来开会研究乡镇企业工作，我连续4天4夜没睡觉。结果第四天晚上眼睛坏了。一查是虹膜炎，需要立即手术。做了手术我怎么去开会啊。医生说，给你在眼球上先打一针。

　　我就带着个黑眼罩回到工作现场。会开完之后，我又回到医院做了手术。所以办这个医院的时候，我开玩笑说：“就算是为了我的眼吧。”

　　现在社会上医患关系紧张，我们有一套管理的办法。我们的医生不准拿红包，医院专门有个社服部，走访病人，把医生有没有拿红包作为一个重点。我们的医生开药，一律不准开贵药，所有的药都是从正规渠道进来。办医院本身就是为了社会，为了百姓。我现在就是想做一件对社会有意义的公益事业。

　　记：现在人们怎么称呼你？

　　白：（大笑）大部分人还是叫我白县长啊！寿光改为“市”已经十多年了，我这个“县长”却一直留到了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