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戈壁滩上的墓葬群——闽宁村西夏墓地发掘 |
| 中广网 07月21日 16:26 [打印本页] [字号 大 中 小] [关闭] |
遗留下来的宝物
多次遭遇盗掘的严酷景象并未令发掘人员气馁，经过认真细致的清理，一批珍贵文物再现于世间，其中还有一些过去从未发现过的珍品。
本次发掘出土的器物包括陶器、瓷器、铁器、铜器、金银器、木俑、石雕等。由于碑亭早期被人为破坏，所留文物很少，出土的遗物主要是建筑材料和残碑碎块。真正的惊喜在后头，2号墓和8号墓出土的木俑令大家开了眼界，这是此前从未发现过的珍贵文物。2号墓出土的是木俑的残件，包括手臂、身躯，8号墓则出土了7件完整的武士俑、文官俑头，动物形俑及残块等。以一尊较为完整的武士俑作为参照可以得知，这些俑的高度一般在20厘米左右，多用整块松木雕成。俑身有彩绘，人物的五官雕刻清晰，服装及配饰雕刻线条流畅，是不可多得的西夏人物造型艺术品。木俑中多数为武士俑，武士俑均头戴盔，腰束带，裆部呈八字形，双腿前弯，作骑者状。专家推测，这可能就是文献中记载的西夏“铁骑”或者“铁鹞子”。“铁鹞子”是西夏的重甲骑兵，作战勇猛，迅如雷电。
在4号墓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12件别具特色的鎏金银带饰。这种鎏金银带饰共出土12件，均为银质薄片，边缘斜刹，正面鎏金，背面露银。形制分为长方形和圭形薄片两种，从带饰所粘着的皮革和焊接的铜扣来看，应该是当时的实用器物。
墓葬中出土的其他器物对研究西夏时期的历史文化也有一定的学术意义。碑亭中出土的碑文残块虽然已被损坏得面目全非，残块已很碎小，但还是残留了许多文字，并且可以进行解读，为研究这一墓地、研究西夏的历史提供了不少信息。
在此次考古发掘中，专家一次又一次感叹着古人的智慧。千万不要小看这块貌似普通的墓地，其选址和对土质等细节的考虑、利用非常科学。每一座墓葬的茔域特点几乎相近，即位于东、北、西三面环绕低矮沙梁，南面开阔，形如簸箕的山坳之中。墓地西北的贺兰山削弱了从西部吹来的强大寒流，南面开阔能接受更多阳光。这些墓葬三面环绕沙梁，就是山洪暴发，也不会被冲毁。14座墓葬和墓道多数构筑在红土中，这种土质坚硬，时至今日，如果不是被盗墓者破坏，应该都是保存完好的。
野利家族的墓葬
这样的墓葬，其主人究竟是谁？这是考古队最为关注的问题。然而，在墓葬中未能发现可以直接证明各墓主人身份的文物，唯一的依据就是碑亭中出土的残碑了。
M1号墓西侧编号B3、B4的碑亭出土残碑块上有“……野利公讳……”的字样，这是一条珍贵的线索。野利氏是党项八部之一，是党项大族。宋李元昊之妃宪成皇后、其祖母顺成懿孝皇后均为野利氏。西夏初期的名臣中许多是野利氏家族成员，如野利仁荣、野利旺荣、野利遇乞等，特别是野利仁荣还是西夏文字的主要创造者之一。在宋代，稍有地位的人死后，家人总要请人写神道碑、墓志铭之类，西夏文化有很大一部分吸收了唐宋文化。西夏人死后撰写墓志铭的做法与唐宋没有太大的区别。
在另一个碑块上，人们发现了“……郎张陟撰”字样，可以确定此碑文由张陟撰写。张陟是西夏建国前后一位重要人物，官至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其生活时代应为李元昊与谅祚时期。明代《嘉靖宁夏新志》中保存的《大夏国葬舍利碣铭》（撰于1038年）就为其所撰。此碑文既然是张陟撰写，那么墓主人的生活年代应比张陟早，或者是同时代的人物。碑亭中还有一块残碑上有“武皇”二字，李元昊死后，“谥曰武烈皇帝，庙号景宗，墓号太陵”，这里的“武皇”应是武烈皇帝的略称，说明撰文时李元昊已死。由此可见，撰文时间应在李谅祚在位期间（公元1049—公元1068）。撰写墓志铭的张陟并非一般人物，能请到本国的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来撰写，死者的地位也非同寻常。专家们由此推断，1号墓的墓主人是一位姓野利且在李元昊至李谅祚时期有一定官职地位的人物。此外，从2号碑亭出土的残碑中亦可获悉该墓地可能是野利氏家族墓地。
结合碑文分析，闽宁村西夏墓地的年代大概从北宋真宗时代，即李德明时代到李谅祚时期，因此，该墓地的时代似应在西夏建国前后，属于西夏早期的墓葬。（文/贺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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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宁夏网☆新消息报 责编：许新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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