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贵不代表市场化

    杨澜：周教授，您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什么时候开始对医改感兴趣的？

　周其仁：经济学家也是社会成员的一员，所以社会上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也会关心。另外，从自己喜欢的专业角度看，医疗和医疗服务是一个组织过程，它其中和经济有关的东西很多。所以这两个角度都促使我对这个事情感兴趣。

　杨澜：前一轮医改并不成功。现在“看病难，看病贵”，是“市场化”惹的祸吗？

　周其仁：我们先谈谈现状。我们看病要花钱，有时还花很多钱。这看来好像和市场上别的商业行为没有区别了。尤其是在和以前不花钱看病的计划体制做比较的情况下，有人说，现在医院已经市场化了。

　但是，这里有很大的误解。所谓市场化不光是“拿钱看病”。其实中央计划体制下很多事情也要拿钱。那我就要问，看到医院挣钱多，其他眼红的人能不能办医院？有没有更多人来学医？这个层次才能看出是不是市场机制。

　但在这个层面，我看不到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比如说价格，几千种不同的医疗服务，小到一个手术怎么做，看护每小时该收多少钱，都是政府在定价。另外，80%的医院院长由政府任命，人事编制要控制。

　更重要的是，是否能创办新医院，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准入”，也是政府控制。

　杨澜：您是从供求关系上来看目前医疗体制所遇到的问题。一方面大家都在说“看病贵看病难”，另一方面却并没有刺激医务人员人数的增长，或医院数目的增长。

　周其仁：这点也让我大吃一惊。我观察到医院排队很长，认为一定是负责看病的人少，要看病的人多，那医生数量一定会有所增长。但查了数据后我很吃惊：1990年以后，能合格行医的绝对人数减少了。从卫生部统计的数字看，少了大概47000人。

　但同时你会问，是不是我们国家没有后备医生资源。回答是：不是。1997年到2005年，医学本科学生增加了85万人。

　那“准入”肯定有问题，而“准入”是市场机制非常重要的一环。

　杨澜：您说在准入机制表现出来的现象是什么？

　周其仁：比如说，民营医院要想设立是非常难的。我3年前在浙江等地调查。像宁波这样的城市，综合性民营医院大概也就3家。从卫生部的统计看，民营医院占医院总数不到20%。

　而在北京，6年前就传说台湾的医院要在中关村开医院，但结果是没有开成。中关村那么多知识分子，不是没钱看病，而是觉得看病很麻烦，结果过劳死的很多。

　当然医疗服务高度依赖品牌。谁也不知道他的来历，今天就来动刀，患者谁也不可能信任这样的医生。培养品牌有个过程。但从其他领域的经验看，开放是很有帮助的。很多已经有品牌的机构，你可以让它来行医。通过这种医院跟现有医院之间的合作和竞争，本土的民营医院就可以慢慢成长起来。

　你想台湾王永庆可以办这么好的医院，他当年是为了纪念他父亲搞了这么个医院。我们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就没这样的企业家。这个问题是在于我们没有制度空间和政策空间，不能让整个机制容纳更多的资源进来，参与竞争并增加供应。

　另外，国外的医疗机构为什么不可以在中国开办医院？为什么只有一个中日友好医院？中英人民也很友好嘛，中德人民也很友好嘛。

　杨澜：你曾经用过去政府招待所改变经营模式的例子来作为一个参照，以说明现在医疗的问题。您能不能再说一下？

　周其仁：过去我曾经很长时间在农村调研部门工作，所以跟招待所打过很多交道。改革开放以后，政府的公务接待量比过去计划时代增加了很多，但政府又没有很多钱去负责公务招待费，结果政府的预算不够。招待所就得去赚钱，赚来钱补贴公务开支。

　这个体制很像现在的医院。你看，现在的医院也要承担公务，也就是公费医疗这部分任务。但政府的钱又给得不那么够，怎么办？以药养医。

　你看招待所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当时为什么人家还要到招待所去吃饭？因为整个社会，吃也难住也难，对不对？没别的供应可选择，只好选择招待所。随着市场化，餐饮业、酒店业发展起来后，招待所就没客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