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后场区集体照（第一排左起：王茹芝、张蕴钰、程开甲、郭永怀、彭桓武、王淦昌、朱光亚、张爱萍、刘西尧、李觉、吴际霖、陈能宽、邓稼先）

这张老照片，记录的是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前线指挥部全体人员的合影。

他们隐姓埋名，亲自“操刀”了原子弹研制的各个环节，成就了一生最难忘、最骄傲的记忆。

今年9月，“笔鉴丹心——手稿中的中国科学家精神”主题展览，公开展示了由程开甲珍藏的老照片。

1955年，新中国决定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同年5月起，朱光亚在北大参与抽检物理研究室，为新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他说：“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

两年后，他被调往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前身）第二研究室担任副主任。在他的带领下，我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爆轰试验等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主持起草的《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两份纲领性文件，对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研制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8年，邓稼先也接到了秘密研制原子弹的任务，从此隐姓埋名28年。一次氢弹空投试验时，作为理论设计负责人的他不顾众人劝阻，跟着防化兵一起去寻找丢失的核弹。搜寻到踪迹后，他直接用自己的双手将碎弹从弹坑中捧了起来，他的身体也因为遭受到过量核辐射而日渐衰弱……

1959年，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与中国的合作协议，撤走全部专家，并停止供应资料设备，中国核武器研制彻底走上自力更生的探索道路。

1960年，陈能宽、程开甲、王淦昌等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他们同邓稼先一样，接受了绝密任务，来到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与外界和家人断绝了联系。

陈能宽临危受命，带着一支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多岁的百人队伍，从零做起，开始了最危险、最艰辛的原子弹爆轰物理的艰难探索，在物质匮乏，设备简陋的艰苦条件下，他们靠着计算尺、手摇计算机和算盘经过上千次实验，突破了“内爆法”的关键技术，研制出第一颗原子弹所需的起爆元件。

同样是1960年的夏天，程开甲被调入北京，加入了核武器研究的队伍。两年后，经钱三强推荐，他成为我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带领只有4个人的团队，完成了第一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建立核试验的研究所。在他的领导下，我国首次核试验中1700多台（套）仪器全部拿到测试数据，97%的测试仪器记录数据完整、准确。据有关资料记载：美国、英国、苏联第一次核试验只拿到很少的试验数据，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更是没获得任何数据。

核物理学家王淦昌、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一起组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

1961年4月，53岁的王淦昌接受秘密任务，放弃原有的研究领域，投身中国核事业。作为第一颗原子弹冷实验的总指挥，王淦昌大到实验方案的设计，小到每只雷管的安装，他都要亲自督阵甚至动手，要求大家做到“万无一失”，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57岁的他亲自坐着吊车，到爆炸塔顶对装置进行验收，看雷管是否插到位、探头安装是否可靠、电源是否接通……

同样是1961年，当彭桓武接到“中央决定调你去核武器研究所顶替苏联专家的工作”的指令时，他说：“国家需要我，我去。”当时，唯一可参考的资料是一个苏联专家口头讲述的原子弹教学模型，作为核武器理论设计的领头人，彭桓武不迷信专家权威，将原子弹理论研究扎实推进，引导大家抓主要矛盾，化繁为简，大大缩短了研究周期。

在钱学森的大力推荐下，郭永怀被任命为二机部九院副院长，主要负责核武器力学方面的技术领导工作，以及核武器的结构设计、强度计算和环境试验。1963年，青海核试验基地建成后，出于工作需要，郭永怀开始频繁往返于北京和青海之间。1968年12月4日，他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决定连夜返回北京研究。然而，飞机在降落过程中由于故障坠毁，郭永怀不幸遇难。当搜救人员在飞机残骸中找到他时，发现他和警卫员紧紧地抱在一起，两个人怀中是一个公文包，里面是保护玩好的核武器绝密资料！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在那段艰苦但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无数科技工作者，汇聚茫茫戈壁，抛洒热血、奉献青春，只为一项隐秘而伟大的事业。他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铸就了共和国的核盾牌，奠定了我国国防安全体系的基石！

（参考资料略，文源自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