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道黄尘》这部小说是以淮北黄河故道一带农村为背景，以镇党委书记林之月为主线，围绕权与钱这个根本问题展开了一场场的明争暗斗，讲述了一个个精彩、甚至惊心动魄的故事。并且还穿插介绍了那里的风土人情、民俗文化知识等。长达22万余字、33个章节的该长篇，出场人物虽不多，场面不算宏大，但故事多、情节多、多巧合，又多在情理之中。可以说，作者把一个个登场人物的内心挖得深，性格鲜明，又深入浅出地把故事讲得通俗、活泼。因此，读来时而让人动情，时而令人憎恨。故事引人深思，叫人产生联想；人物给人留下印象。

    写小说不是凭空编造故事，而脱离实际编出的故事再神奇，也总是隔靴搔痒，难以触及生活本质，反映真实情况。一位著名作家在谈及他的作品成功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利用生活中的现成的人物故事，进行改造、提炼，努力使之典型化，是作品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结合作者近年来创作的大量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和发表的相关言论，使我感到，这部长篇小说正是走了这样一个创作的路子，因而获得成功。就是说，小说中的人物与故事是有原型和影子的，确有其人其事，只不过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虚构和艺术加工而己。花容是个天真无邪的农村少女，与父亲相依为命。林之月和副乡长鲁忙一伙以她父亲为人提供“赌博”场所为名，把他抓来大肆进行索要钱财，别有用心地逼花容上钩，使林之月达到奸污花容的目的。后父亲死亡，使她的心灵更加受到极大创伤，她想到一死了之，想到报复，想到雇人干掉林之月一伙……无奈之下，花容离家出走，到城里当了一名厕所清洁工。花容年轻、大方、能干，偶然机会结识了前来“观光”的上海个体大老板，后成为夫妻。腰缠万贯的老板夫人看好旅游商机，决定回家乡投资兴建旅游景点。林之月自上任镇党委书记以来，就到处收敛钱财，要建旅游景点，搞形象工程。在实力面前，林之月为自己设置的美好前景要被击垮，成为泡影。这故事穿插在很多章节中，并有许多有趣的情节和细节描写，时有悬念，或为花容牵肠挂肚，或她时来运转，让人惊喜，她的一些举动，使人解气。从本质上看，这个故事虽极具传奇色彩，但它合情合理，较具逻辑性，因而感人至深，又多引人沉思，还可从中感悟出许多东西，给人以真实可信之感。这就是生活的真实与创作的艺术相结合所致。

    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也很到位。林之月是官场上的一个新生油子，他官不大，思想境界不高，但官场上权力腐败那套东西却学得到家，用得彻底。他贯用的手段亦很简单，就是重用、网罗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包括他的助手们），指使他们拉大旗作虎皮，欺压百姓，翻着花样向农民索要钱财，逼死人命，目的就是大搞形象工程，为自己升迁打基础。致此遭到群众不满，引起干部们的反感。他却振振有词：“我创收一百多万都支援县财政啦……为民修路建桥，抓计划生育，抓发展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强化酥梨品牌，农民增收很大……怎么能说没有政绩？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呢？”这种冠冕堂皇，似是而非的动人话，我们还听得少吗？太典型了。

《故道黄尘》不是一般意义上反映现实农村题材的小说，它是公然地在向官本位这一新形势下焦点问题的挑战，是一种潜藏在社会变革深处的文明与落后，根本利益与个人腐败的斗争。通过权力者内心的冲突表现出来，正是这部作品比之其它一般农村题材作品的独到、深刻的地方。

在林之月的骨子里就是升官，他的处世哲学只有两个字：钱、权。财务一枝笔的权力在政府一把手手里，就在这一权力更替的短暂空间，作为党委一把手的林之月不失时机，不顾一切地行驶“一枝笔”的权力，大做钱的文章。对上，他紧紧靠住县委书记杨虎这个大后台。为了获取更高的职位，更大的权力，他不择手段，他明确向年轻美貌的妻子表示：只要需要，到时可以向杨书记“献身”。聊聊数笔，两件事，入木三分地就把这个人物的那黑暗的心理挖掘得透彻，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者直接用在描写林之月形象上的笔墨不多，但是他们不论写景状物，还是大段大段介绍黄河故道一带那纯朴的风情，厚实的民俗文化，还是刻画其他人，都在艺术地反衬这个不良人物。通过奇异的对比，性格、处事方式、不同价值观和为官之道的对立，使这种种映衬、反衬显得真切、自然，其个性突出。

    镇长于文清压根就没当官的瘾，只是资历老，经验丰富，对他人构不成威胁，50大几的他，偶然间被选为镇长。老于认真履行职责，钱该往哪里花就往哪里花，在钱的问题上他不能胡来。他包村蹲点很踏实，与干群关系和协、融洽，受到了大家拥护。这无形中给林之月的升迁带来威胁，直接给他的形象工程建设带来影响。在林之月的指挥下，给老于出难题，找麻烦，骨头里挑刺，无耐之下，最终调整他的工作，这也就成为必然。

    纵观于文清的工作履历，当镇长的背景、年龄，说他没有官瘾，懂得守土有责，能够老老实实扎下来，和群众滚爬在一起，一心一意为百姓排忧解难，办实事；对那些违背党的政策，有损党的形象，损害群众利益的人和事，敢于抵制，敢于斗争，坚持将老百姓的钱投向最该投向的地方，这都是合乎情理，完全可能的。

    副镇长杨秀红思想单纯、善良，在官场上没那么多花花肠子，干事直来直去，有话直说，曾被副镇长鲁忙一伙涮过。一次，因公受了点外伤，处于种种原因，她小病住院大治。鲁忙借机收受钱礼，从中大捞一把，给她造成不好影响。上当后，使她清醒了许多。杨秀红对分管的工作熟悉，政策清楚，肯干事，知道哪些事该干，哪些不能干，她用行动在自觉地抵制错误的东西，坚持和支持正确的东西。

    这样的农村基层干部不是没有，而是大有人在。作者塑造的这一个个人物形象逼真、可爱，因而给人以亲切、可信之感。

    总之，作者在人物的刻画上没有过多的描述，而是通过环境的烘托，人物长相、名字特点的介绍和叙事、讲故事的形式，来表现人物的个性特色，树立人物的形象。这是这部小说创作手法上的一个突出特点。

    这部小说的语言也较有特色。它通篇使用的是经过加工、提炼，较为规范的乡间土语。作者生长在农村，他们对那里的风土人情、方言土语较为熟悉。在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使用了大量当地老百姓的常用语言，包括歇后语、俗语、约定俗成的话语和有一定指向的口头语等等。由于是来自群众生活中的语言，又较为规范，所以表现的内容准确、通俗、生动，读来亲切、感人。很多话语是其它任何语言都难以准确表达其意的。有些语言寓意深刻，不同场合、出自不同人之口，其用意和意思、意义就有很大差别。比如“狗日子”这样的口头语，本来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但在当地就约定俗成，大人小孩动不动就这么说，很难说是粗话。这样的语言在小说中由于用得恰到好处，既准确、亲切，又风趣、幽默。（杨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