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南昌4月8日消息(记者 盛杨泳)4月7日,在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一处建筑工地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挡板将高耸的吊机和施工设备围在其中。工地外人行道上不时有头戴安全帽、身穿马甲的农民工经过。

记者调查发现,如今的建筑工地上,已经很难发现60岁以上农民工的身影,甚至超过55岁都不多。

近日,上海、天津、深圳、南昌等全国多地相继发文,禁止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从事建筑施工作业。

“一刀切”背后 超龄农民工的真实辛酸

“清退令”的出台,源于有些建筑工地的中老年农民工出现过伤亡事故。2018年上海全年建筑业生产安全事故造成死亡的人员里,超过60周岁的占比达15%,而当时上海建筑从业工人中,超过60周岁的占比仅为1%。

今年62岁的李明(化名)是江西抚州人,2021年他在江西上饶经开区某工地发生意外,重物掉落砸断右腿。由于李明的年龄已经超过60岁,单位购买的建筑工程意外保险,对超龄工人不予赔偿,李明只能得到部分医药赔偿。

在一纸“清退令”后,这些超龄农民工又该何去何从,他们的权益又该如何保障?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为深入了解当前超龄农民工用工情况,记者联系了几名工地上的包工头。他们大多数表示,南昌出台“清退令”后,他们已经不能聘用此类人员。只有少部分因感情或其他诸多因素,仍然还在聘用60周岁以上的农民工。

浙江双堰建设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部门经理阮建标表示,他们在江西有1200多名建筑工人 ,60岁以上的工人有100多人,都是实行劳务分包公司派遣的用工方式。

当前,房地产行业层层分包的现象屡见不鲜。阮建标说:“现在的劳务分包公司都是挂个牌子,并不真正参与到工人管理中,政策又要求我们不能直接参与人员用工。”这就决定工地上的工人处于“三不管”状态,他们大部分都是签订短期劳动协议,有的甚至没有协议,完全凭个人信用发放工资。

“很多60岁出头的工人,都跟着我们做了10多年的工程,不是家庭困难,谁愿意做这行?身体条件好的工人,还是会让他们继续在工地做些辅助工作。”阮建标说,他仍然会任用少部分超龄工人,尽量安排他们做一些保洁、保安、仓管等相对轻松、安全的岗位。

在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汪墩乡大桥村,66岁的谭选民因为气管癌花去不少治疗费用,他不得不去建筑工地做临时工补贴家用。

“前几年得了气管癌,花掉了家里10多万,我三个孙子孙女还在上小学,去工地做一点钱算一点钱。”谭选民说。

由于做了气管手术,谭选民和外界沟通比较困难,很多工作不能做,只能去工地临时做些简单的体力活儿,再加上66岁“高龄”限制,即使一天100多块工钱,谭选民仍然乐此不彼。

“顶风作案”的背后大都是生活的辛酸与无奈。多地下达“清退令”后,仍然有部分超龄农民工,迫于生计冒着风险去工地工作。因为超龄,这部分人没有劳务合同,没有保险,他们的权益没有任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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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刚需”背后的用工短缺

“我们都是和劳务公司签订合同,一般是一个项目一签,政策不允许60岁以上工人上班。”承包工地水电项目的包工头刘晓兵告诉记者,“国家应该适当放宽农民工年龄要求,很多身体状况较好的60到65周岁农民工,还是可以继续工作的。”

超龄农民工找不到活儿。刘晓兵说,来工地上班的农民工大都是没有稳定工作、没有养老和社保的农民。近两年,房地产行业市场低迷,年轻人都很难找到称心的工作,更别说60岁以上的农民工。

开发商招不到人。江西武瑞建设工地相关负责人表示,现在的年轻人宁愿送外卖、当派送员、进厂做工也不愿意去工地,工地上70后是主力军,80后不多,90后更少,老一批的工人渐渐老去,却没有后来者顶上。国家对建筑行业监管日趋严格,企业利润没有增加,人员成本却越来越高,花高价钱招得到超龄的一堆,却招不到年轻人和专业师傅。

一方面是超龄农民工数量日渐庞大,一方面是市场对这部分人的需求下降。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透露,2020年全国农民工平均为41.4岁,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26.4%,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正持续提高。

用工矛盾日益显著,超龄农民工的出路又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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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超龄农民工有“活路”有“退路”

伴随一纸“清退令” 的实施,建筑工人老龄化加剧、农村养老保障不足、社保异地转移难、超龄劳动者维权难以及“用工荒”等诸多问题也浮出水面。

“'清退令'出发点是好的,保障农民工生命安全,符合我们国家法律相关管理要求,但是各地情况不尽相同,身体素质较好的农民工还是可以继续工作的。”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蒋国河说。

蒋国河建议,针对60岁以上农民工用工问题,采取精细化、差异化管理,加强他们的业务、安全、转岗培训,用工单位只要用工了,不管有没有超过60岁,灵活用工都应该有工伤、医疗、最低工资保障。

此外,离开建筑工地的超龄农民工的养老保障也是一个问题。清退的这部分农民工,可以继续在农业生产、社区规划、乡村振兴等领域发挥余热,让他们老有所为,自力更生。

江西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学所所长易外庚介绍,全国60周岁以上农民工,大中城市比例较低,小城市比例较高,部分县城甚至达到20%-30%。他建议,针对这部分人群,建立超龄农民工风险防范体系,从劳务输出方、施工单位、政府相关部门三方面搭建起数据库,重点对身体健康状况、个人工作意愿、风险判断等各方面进行登记,符合各项指标的超龄农民工仍然可以继续工作。既可以解决超龄农民工的生存创收难题,又可以规避一些安全生产风险。

“解决问题的根本还是要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让超龄农民工老有所养、老有所为,才能实现老有所安、老有所乐。”易外庚说。

编辑:邓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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