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剧最早是在冀东民间说唱“莲花落”和东北民间歌舞“蹦蹦”的基础上融合发展而成的剧种。其日常生活题材、轻松明快的风格与天津人幽默豁达的性格不谋而合,因此当初一经进入天津,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逐渐发展成全国性剧种。天津也被称为评剧艺术的摇篮。

  施立红和滕建东是天津市评剧白派剧团的当红搭档。施立红曾是河北梆子演员,转行评剧,师从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谷文月,以甜亮的嗓音、细腻的表演受到业内外人士的喜爱。滕建东是农村孩子,曾随评剧名家孟凡龙、剧文林学文武小生,表演悟性高,嗓音圆润脆亮,行腔高低自如,具有良好的艺术潜质。近日,施立红和滕建东做客天津电视台《最美文化人》节目,讲述了自己从艺过程中的酸甜苦辣。

  施立红

  白派剧团圆了我的梦

  我上小学时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喜欢唱歌跳舞,爱听收音机里播的评剧《花为媒》,尤其喜欢“新派”甜美动听的唱腔。1984年,我报考天津戏校。评剧和河北梆子两个班同时招生,我都报了名,被同时录取。由于河北梆子班生源较少,而我的嗓子音域稍高,学校就把我调入河北梆子班,与评剧擦肩而过。

  2010年,天津市评剧白派剧团成立,王冠丽团长排《珍珠衫》,我到剧组帮忙。每天耳朵里听的全是评剧的旋律,又勾起我对评剧那种最初的热爱。演出时,我在侧幕看着台上演员们唱戏,特别羡慕,想着自己要是也能站在舞台上唱评剧该多好!我就去找冠丽团长,说我想加入白派剧团,想唱评剧。没想到她当时就同意了。不过那一年我已经38岁了。

  转唱评剧不到一年,我们开始排演《金沙江畔》。滕建东也是刚刚加入白派剧团,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觉得他非常适合从事戏曲小生行当,虽然他从小没接受过系统训练,没坐过科,但他的扮相、个头儿,尤其是嗓音条件都非常好,提升空间很大。

  对我来说,这出戏的难点在于唱念,其他的,比如身形、塑造人物,我觉得我还可以胜任。其实之前我常听这出戏的唱段,但熟悉是一回事,能上台唱又是另一回事了。排练非常紧张,结束后我也不休息,反反复复地看录像资料。到联排那天,团领导都来看。排完之后我非常忐忑地问冠丽团长:“您看行吗?我能达到演出的水平吗?”冠丽团长说:“没问题!你要有自信,没问题。”此时我才踏实下来,我可以信心满满登上舞台,面对观众了。

  冠丽团长给予了我特别多的帮助。她总是在鼓励我,引导我,在业务上指教我。我想钻研“新派”,必须要找一位好老师。冠丽团长是我的引师,把我介绍给谷文月老师。2011年,我拜谷文月为师,学了《花为媒》《杨三姐告状》《刘巧儿》等“新派”代表剧目。老师一字一句、一招一式地教我,我也认认真真地学,进步很快。

  《杨三姐告状》是“新派”名剧。上世纪80年代,古文月老师在评剧电影《杨三姐告状》中饰演杨三姐,反响很大,在戏迷心目中,古文月就是杨三姐,杨三姐就是古文月。白派剧团排这出戏,我演杨三姐,虽然我很喜欢这个角色,但“珠玉在前,瓦石难当”,我的压力特别大,生怕演不好。

  我和杨三姐这个人物还是相差甚远的,从年龄上来说,排这出戏时我四十多岁了,而剧中杨三姐只有十几岁,我的性格跟杨三姐也相差甚远。再一个就是,演现代戏对我来说难度也比较大。我从进戏校学戏、坐科,后来进河北梆子剧团,学的、唱的都是古装戏,手眼身法步的形体动作跟现代戏截然不同。评剧的现代戏比较生活化,杨三姐纳鞋底、跺脚这些动作,我原来从没接触过。我跟着老师的影视资料,先是模仿,然后糅到自己的动作里,自己消化。比如,老师手指是这样指,那我就想,要是用另外的方法做这个动作,是不是更能体现我自己的特点?通过不断摸索,把握每个细节,我们这出戏最终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我们虽是评剧白派剧团,但团里本着“大评剧”这种格局去培养人才,我们的剧目非常丰富,可以说百花齐放,刘派、爱派、张派,在白派剧团这个空间都得到了充分发展。白派剧团提倡“一棵菜精神”,演员、音乐、舞美全体人员,不分主次,互相帮衬,紧密配合,像菜的帮叶一样抱成一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团队精神”,这样才能唱好一台戏。这种精神真的会呈现在我们每一部作品当中。

  我是团里的老演员,团里给我提供平台,让我圆了评剧梦,我就要以实际行动来回报,协助团里培养青年演员,把评剧艺术传承下去。我非常喜欢演员这个职业,因为可以通过塑造不同的人物,体会到不同的人生,这个职业当然有辛苦、有寂寞,但既然选择了,就会坚定地走下去。

  滕建东

  学戏没有捷径可走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十二三岁时喜欢上了评剧,被这种旋律所打动,着了迷。那时候为了能听到评剧,要走十几里山路去赶庙会,但也不怕远、不怕累。印象最深的是两出戏,一是《花为媒》,一是《朱痕记》。

  进剧团唱评剧是我的梦想。1999年,没跟家里商量,我自作主张考上了一个民营小剧团,到北京一家小茶社唱戏。也可以叫“北漂”吧,吃饭都难,很茫然、很无助。16岁那年,有老师引荐我参加了河北省迁安市评剧团。在那儿我认识了孟凡龙老师,开始系统地练功,每天喊嗓子、练声,在水泥地上穿着靴子跑圆场、砸毽子、跑虎跳,冬天练得满手起冻疮,待了十几年。

  2010年年底,我得知天津新成立了白派剧团,便大着胆子来考试。团里可能觉得我有点儿基础,有点儿可塑性,把我留下了。但因为我妻子、女儿都在老家,如果留在天津,工资待遇不高,养家糊口有难度。而且我是小剧团出来的,想在天津这个戏曲大码头站住脚,自信心严重不足,就有些犹豫不决。冠丽团长觉得我人朴实,声音条件好,剧团也正好需要这么一个小生演员,就劝我留下来,给我派活儿,加任务,安排我多演戏。

  我就是因为特别喜欢评剧,把爱好当成工作,所以每次都没让大伙儿失望。这些年,我和冠丽团长合作了《闹严府》《秦香莲》《珍珠衫》等十来出戏。跟施立红合作的也有十来出,包括《金沙江畔》《花为媒》《刘巧儿》《无双传》《杨三姐告状》《打金枝》《桃花庵》等。跟王云珠合作过《回杯记》《杜十娘》《卖油郎独占花魁》《牛郎织女》等。

  王冠丽团长的唱腔让我受益颇多,包括字头、字腹、字尾的处理,我借鉴了很多她的唱法。排《秦香莲》时,冠丽团长仔仔细细地给我讲,哪一句应该怎么唱,要把哪个字“提拉”起来唱,一句里面的某个字要有重点,这样就会有层次感,就会出彩儿。我按照她教我的方法唱,果然每次都有提高。

  《金沙江畔》是我和施立红施姐的第一次合作。这出戏难度很大,我演指导员金明,其中有一段剧情,是用舞蹈动作取水,那个时候于我而言,无论把握军人的状态还是动作、唱腔,难度真是挺大的,举手投足都不太到位,所以我还去青岛参加了军训,体验生活。排练和演出时施姐都能带着我,我跟着她的节奏,甚至自己都不用考虑,就能把握得更细腻。

  有一次演《无双传》,施姐演无双,我演王仙客。剧情中无双去祭扫皇陵,从后面追上王仙客。我俩有一个对视,按排演时的设计,头应该是交叉的,一个往左,一个往右,但演出时我俩的头成一顺了。下来后施姐问我:“建东,是不是我错了,咱俩方向一样了,应该是交叉的啊?”但我觉得没错,我说:“只要眼神对了,感觉对了,就没问题。”我觉得这就是演员在舞台上的一种默契。

  从2012年开始,白派剧团成立“白派班”,培养年轻演员。后来冠丽团长让我当老师,这给了我很大提升,我要备课,每句唱腔、每个动作都要反复练,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特别了解年轻人学戏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坎儿、遇到的困难。学戏真是没有捷径可走,不可能速成,得耐得住这个寂寞和枯燥。每天都要练,每天都要去想,去琢磨,不能说我快演出了,排一次吧,这是远远不够的。站在年轻人的角度来讲,他们可能会考虑价值问题,比如干这一行能挣多少钱,够不够养家糊口?要想成角儿真的特别难。唱戏可能会很清贫,可能在发光之前要坐若干年冷板凳,但是我觉得,既然喜欢这一行,爱这一行,就要把它当事业来干,不求回报,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编辑:秦立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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