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支书罗授波介绍，两年前，木兰村在安徽省首创“土地流转合作社”。村民自愿以地入社，集中整合对外招标流转。以民主磋商、公开操作为基础的合作社，破解了青壮劳力进城打工后耕地撂荒、不规范流转收益低这两个难题。

    罗授波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鼓励农民进行土地流转探索，进一步明确了农民在农村改革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给了我们莫大的精神动力！

    从籍籍无名的木兰村，到众所周知的小岗村、华西村……改革开放３０年来，正是这一个个在全国地图上难以标出的“小地方”，正是普普通通的亿万人民群众，在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中，迸发出澎湃的改革激情和无穷的创造活力，冲破了一重重旧体制桎梏，破解了一道道发展难题。

    人民群众闪烁着勇气与智慧光芒的无数创新实践，像一颗颗璀璨星辰缀满历史的星空。

    我们党始终尊重群众首创精神，适时将一个个“点”上的突破与改革经验总结、提炼、升华，用一系列科学决策对改革进程进行纠偏、完善、深化，将改革的潮头一次次推向新的高度。     

    从“大包干”、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从“三来一补”、农民工进城到“温州模式”，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推动了一次又一次制度创新，成为改革的“原动力”

    改革，最需要的是“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最需要的是百折不挠的实践勇气。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４日，凤阳县小岗村１８户农民作出在当时有坐牢危险的大胆决定：“分田单干，包产到户”，并在契约上摁下自己鲜红手印时，他们作了最坏的打算：“如果失败，干部坐牢杀头也心甘。”

    变革，正是建立于无畏与勇气的永恒基石上！可让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３０年前仅仅是出于“填饱肚子”这种原始冲动的冒险尝试，却在无意间让小岗成为了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使“包产到户”成为史诗般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邓小平曾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与“小岗变法”差不多同时起步，江苏华西村农民吴仁宝开始了他的“地下改革实践”。在“以粮为纲”的年代，他冒天下之大不韪，率领村民偷偷搞起了一家小五金厂。他们在工厂四周垒起高高围墙，挂上厚厚窗帘。小五金厂在“隐姓埋名”中搞了１０年。１９７８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小五金厂的窗帘终于拉开了，围墙推倒了。如今的华西村工业年销售收入突破４５０亿元，令世界刮目相看。

    乡镇企业兴起，是继“大包干”后中国农民首创精神再次焕发出的夺目光彩。乡镇企业增加值３０年增长了３２４倍。邓小平曾如此描述乡镇企业崛起：“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

    “蓄之愈久，动之愈速”。当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呈现星火燎原的蓬勃之势，中国的每一块经济领域都被激活了。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从南疆到北国，全国的每一个地方都呈现出勃勃生机。

    如今的北京东城区翠花胡同，仍常有许多人在“悦宾饭馆”排队等吃。人们已很难想像到这家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个体饭馆”开业时的辛酸。２８年前的一天，北京市民刘桂仙被“家里连被子都不够盖，真是穷怕了”的窘境逼迫，想开家饭馆。

    她回忆道：开饭馆要办执照，我就找到了工商局。工作人员哈哈大笑说“我们没有政策、没有文件、没有先例，不敢开这个头”。可我就天天往工商局跑，软磨硬泡。　时间长了，人家都叫我“怪人”。我的执著终于有了回报。工商局终于同意饭馆“先斩后奏”地开业了。

    当时，东南沿海地区涌现出无数坚忍不拔的“刘桂仙”们。１９７８年，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等“三来一补”新方式，在东莞如火如荼开展起来。一批有胆识的农民“洗脚上田”，爬火车、睡街角、吃咸菜，被城市管理人员撵来赶去，但经过坚持不懈的拼搏，一批乡镇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终于发展起来。“踏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用尽千方百计”的民营经济创业之路，成就了著名的“温州模式”。这三个“千”，也被看作群众首创精神的生动写照！

    改革进程越趋向纵深，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也越显出强韧与智慧。遇到发展“硬堡垒”越多，首创精神所激发的摧枯拉朽力量就愈强。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当农民负担过重成为制约经济活力、激化社会矛盾的突出问题时，安徽、河北的一些基层乡镇开始“试水”农村税费改革。

    当农民在农村就业遭遇障碍时，他们在“离土不离乡”地发展工业之后，开始“离土又离乡”地进城务工经商。尽管曾顶着“盲流”的帽子、遭受种种歧视，但为了谋发展、求幸福，农民工还是一次次踏上远行的列车。３０年间，他们为城市建设，为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今，农民工人数已经达到两亿多人。

    当“提篮小卖”交易方式不适应初兴的市场经济，农民又创造出“专业协会”等大量合作组织。如今，农村各类合作组织风起云涌，大放异彩。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已超过１５万个。农村问题专家刘奇说，合作组织的勃兴，是农民顺应市场规律，对传统生产方式的一次突破，是一次伟大的“集体创造”。

    一个点上的首创经验，被群众迅速“移植”到其他领域。１９９８年，福建三明市洪田村农民均分山地，兼顾林农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创造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洪田方式”，其做法在轰轰烈烈的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被广泛借鉴。

    开拓创新无疆界，思想解放无禁区。纵观改革历史进程，从观念到实践，社会经济和基层民主政治等各个领域的制度创新，也无一不来自人民群众的首创。

    １９７８年５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引发了全社会持续多年的大讨论。“解放思想”，成为时代的强音。

    １９８０年，四川广汉市向阳镇在全国率先“摘掉”人民公社牌子，并将全部企业划出来成立了“工业公司”，由农民代表对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还利于民、以工补农，打破了“政企不分”体制，率先迈出了创新和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一步。

    同年２月，广西宜山合寨村８５户农民，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我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自我管理。合寨村第一任村委会主任韦焕能回忆说，“包产到户”后，原先生产队的凝聚力和约束力逐渐减弱，村里偷盗、乱砍滥伐集体山林的情况增多，群众呼吁加强管理。在这一要求下，合寨村进行了民主选举，成立了村民委员会，订立了村规民约。合寨村实践为农村改革后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经验。

    党和政府在各个关键时期都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审时度势形成重大决策，同时依照法定程序形成法律法规，这是人民群众首创精神能够推动改革开放进程的重要保障

    改革开放是不断破旧立新的过程，也是不断汲取人民群众首创精神进而指导实践的过程。

    ２８年前，广西合寨村村民或许想不到，他们通过选举成立“村委会”的做法，竟会成为中国８亿农民实现自我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也成为举世关注的中国式基层民主的发端。１９８２年，“村委会”这一组织形式被写进了修改后的宪法，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２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获通过，这标志着“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的探索已经上升为国家意志。

    从农民首创到国家法律确认，再到广泛运用，村民自治实践开创了一种崭新的乡村治理结构，开辟了农村基层民主的新天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对此评价是，８亿农民通过自治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无论是合寨村的“一选”首创，还是安徽小岗村的“一包”首创，其走向全国，经历的不仅仅是争议，还有新制度的诞生。

    ３０年前小岗村实行“大包干”的带头人之一严俊昌说，自己做梦也想不到，１８户村民的手印会按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来。事实上，在“大包干”的初期，批评“包产到户”的声音不绝于耳，而１９８０年５月，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

    这释放出强烈信号：高层支持“大包干”！１９８０年９月，中共中央发出当时著名的７５号文件，对包产到户的形式予以肯定。１９８２年１月１日，党的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在这种条件下，小岗村的首创得以迅速走向全国。

    随后，发轫于“大包干”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式在国家宪法中得到确认。１９９３年修改宪法时，将原有的“农村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改为“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１９９９年修改宪法时，又进一步改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农村问题专家吴容（加金旁）用“一个巴掌拍不响”来描述群众首创和党的政策、政府决策的关系，他认为，３０年来农村问题始终是在“上下结合”中得到不断求解。农业税就经历了从基层探索到国务院颁布政策减免再到最终废除的过程，在这个进程中，人民的意愿和国家的意志得到了高度统一。

　当前，正在农村迅速发展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土地流转，同样经历了从基层首创到法律保障或制度矫正的过程。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正式实施的农民专业合作法，是中国首部专门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组织的法律，法律制定中充分汲取了基层的创造，同时法律的出台也规范了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自２００１年起就在全国多个地方进行试点，这被看成是继“大包干”后，又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农村土地制度变革。２００５年１月，农业部制定颁布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管理办法》，为维护流转双方当事人权益立了“规矩”。

　不久前闭幕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重大决定，强调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基础上，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３０年间，不仅仅是农村领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上都是“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把一个又一个基层首创、人民实践、局部探索，提升、完善、丰富为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策法规，用来指导全国更大范围的改革创新。

　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私营企业数达到５２０万户，注册资本（金）８万亿元人民币。而这离温州人章华妹从鼓楼工商所领到的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已过去了２８年。已经成为多个公司董事长的章华妹说，根本想不到自己的企业能够做到今天，“当时搞私营经济随时都有可能被抓去坐牢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后，以温州为龙头的浙江私营经济在全国率先起航。曾任温州市长的钱兴中说，由于长期的思想禁锢，很长一段时间围绕姓“公”姓“私”、姓“资”姓“社”存在争论。在浙江私营经济备受争议的同时，广东省的“三来一补”企业同样激起了思想的波浪。

　这些充满着胆略、勇气和冒险精神的“首创”，对于尚处在计划经济体制内的中国而言，的确是个巨大的认识挑战。城镇经济领域内的“首创星星之火”能否也像农村“大包干”那样迅速形成燎原之势，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

　随着经济特区和１４个沿海开放城市的设立，中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对民营经济的认识在探索中走向新的高度。

　以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思想准备和制度准备向前迈进了一大步。１９９４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参与文件起草、时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的王梦奎说，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一个总体设计，也是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一座重要里程碑。

　冲破了“计划”的束缚后，经济建设领域更多的首创实践风起云涌，这给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思想养分。２００５年２月，在充分吸取基层意见的基础上，国务院首次颁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释放了很多利好信息。民营企业家戈亚琴说，现在非公经济的发展环境越来越好，大家的创业热情也非常高。

　３０年间，从农村改革到经济建设，从基层民主到社会管理，从实践推进到决策部署，党和政府在各个关键时期和各个重要领域用政策文件引导人民群众首创实践，用法律法规提升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用巨大理论勇气释放人民群众首创意愿，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决策机制。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我国改革开放经验概括为“十个结合”，其中之一是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３０年前，我们党尊重农民首创精神，率先在农村发起改革，并以磅礴之势推向全国，领导人民谱写了改革发展的壮丽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