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有个杭州小伙子，正在这么做。他就是1979年出生的王浩。
他的杭州轨迹是这样的——杭七读完初中，高中读的是杭二中，然后，进了北京大学，专业是心理学。大学毕业后，他回杭州工作了五六年，后又去了上海，在各种企业都做过。
王浩如今的工作，听起来还是和漫画家的身份相差有点远：北京一所全日制幼儿园的带班老师。
北大毕业的男生去幼儿园带孩子同时为一部文学作品创作插图本？这背后一定有故事。于是，记者找到了他。
“北大毕业的放在哪里才算不屈才呢？”王浩笑着反问了一句。他觉得和小朋友斗智斗勇时，可以把自己的专长用起来，用画画与孩子交朋友。“这个工作能和自己的兴趣挂上钩，能够胜任。当然，如果能有更多收入，更多闲暇时间，也是自己想要去追求的。”王浩说，他并不焦虑于此。
不过，他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每天下午5点下班，晚上到凌晨的时间，用来画画，“有点像蜡烛两头都在烧”。
如果从1999年给一家报社画连载算起，王浩入行也快20年了。当时，他在北京大学元火漫画社的引荐下，成为一名漫画撰稿人。广告类、插图类、儿童连环画，是他平时接触较多的类型。
《繁花》是另一个极端，马路、楼房、邮票、服饰，都有真实的生活打底，且时代印记鲜明。王浩虽然在上海生活过几年，但对那个时代的生活细节，几乎是陌生的。
金宇澄和王浩，是如何合作起来的呢？
重新考证
1000多个出场人物
大约一年半以前，王浩给金宇澄看了一些他画的上海街道风景。金宇澄说，这样静态?不行不行，画一场冲突怎么样？比如画小说引子里“抓奸”一场？
这是小说开头最精彩的一段，节奏感极强。王浩立刻回去画了。
在动笔前，王浩把小说里的所有出场人物、身份，做了详细的统计，所有人物都有一个档案，怎样出场，有哪些特点。
比如阿宝第一次出场是10岁，他统计一次，15岁再出场，又会记一次，这样一来，整部作品有超过1000个出场人物。而且，他还不是按角色统计，有时候出现一只猫，也要算进去，只要是能动的，甚至是一个人聊天时口头带出的另一个人，可能后来都没出现，他都不放过。
比如建筑，引子里提到，梅瑞住的是上海新式弄堂，这里曾经住过阮玲玉，“上三楼，每层三户，每家一块门帘。”王浩要画一座上海老房子，必须把时代、人物和房子配套起来。
“因为作者给出的是文字，我需要具象化，很多东西，当事人或者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一看就懂了，但我要画出来，那就惨了，我必须真的看到过，找到那个东西，否则我是画不出来的。”
蒲包与旗袍
老金与小王的“代沟”
这一年半，王浩每天就是上网搜各种资料，但问题是，书中实在太多细节了。
“用画表现太难了，比如1970年上海工人家庭内景如何？20世纪60年代电车什么样子？服装发型是什么样……”金宇澄说，他和王浩经常来回讨论。
引子里，陶陶在菜场卖大闸蟹，遇到老朋友沪生，“拿过一只蒲包说，一点小意思。”
蒲包，王浩在网上找了一张照片，但跟金老师一印证，又不太对头。金宇澄画了一只发给他，蒲包的肚子有点大，像瓮。
在画人物服装时，王浩也有误区。他一直认为1949年以后，人们的服装都统一变成了军装，或者中山装，但跟金宇澄一交流，才发现上海不是那样的过程，女人穿旗袍一直到1966年底，之后才基本不再穿了。
对于这些“代沟”，金宇澄是有准备的。
“这小说的连环画本，是年轻人表现前辈生活的样式，肯定是有缺失、有不足的，但即使人物关系没能够做足，也是一种收获。”金宇澄说。
最难表现
饭局与“不响”的状态
碰到一部难画的作品也就认了，又碰到作者本人这么能画，王浩只能做个“捂脸”的表情。
“我觉得金老师就是一个漫画家，文字有强烈的画面感，这对我的创作来说，有利有弊。比如，他已经写得很具体了，我不可能像零件一样，一个一个拆下来，再画出来摆出去，这样画也没味道。”
第一章开篇，阿宝和蓓蒂从假三层爬上屋顶，眼前是半个卢湾区，金宇澄自己画过一幅插图。
王浩把金宇澄的画收集下来，先按他画的图景去找资料——小朋友坐在两三层楼高的房顶往下看，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在备好翔实资料库的基础上，他再选择用或不用，以及如何用——“我的出发点是忠实于原著。但有时候会出于画面感的考虑——要通过画面感染人，就会做一些取舍。”
《繁花》里有很多“标识”，比如有1000多个“不响”，还有无数场饭局，尤其是作品里关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生活，有太多从这个饭局游走到那个饭局的场景。
饭局看似稀松平常，日日重复，无意义中的意义，实则有它的复杂性，吃饭的人各怀心事，表里不一，时而吃着碗里，时而看着锅里。
“漫画有个特点，它的镜头经常在调度，但饭局上，每个人都坐在那里，姿势又差不多，”王浩说，“这点真的把我快逼死了！”
不论是王浩，还是金宇澄，都对《繁花》的漫画版充满期待，不过记者了解到，这部漫画书如果顺利的话，今年秋天可以出版第一本，而全部完工按照王浩的说法，大约需要十年。（记者 马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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