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傅国涌在全国读书界越来越有影响，当记者请他说说自己的一些具体情况比如个人经历、著作出版的情况、有哪些引人注目的反响时，他直截了当地说：“我的影响其实微不足道，充其量也只能影响一部分关心本民族命运的汉语读者。”

　　傅国涌来自民间，没有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只是自己喜欢读书，去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过一本书叫《精神历程：36位当代中国学人自述》，收有他写的一篇文章，他对自己从少年时代以来30年的阅读生涯有一番回顾。

　　大器晚成，好像是有些读书人对他的印象，他说他真正开始写作比较晚，已经过了30岁，第一本书是2001年出版的，现在大约出了10多本书，包括《追寻失去的传统》、《历史深处的误会》、《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文人的底气》、《主角与配角》、《民国年间那人这事》等等，也写过几本人物传记。他知道他的书受到一些读者的喜欢，这是他最大的欣慰。另外，他还编过几本书，如《过去的中学》，以及刚刚在珠海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的声音：鲁迅演讲全集》等。

　　记者： 历史钩沉，今天不少做学问的喜欢进行这样的研究，甚至把很多小说家、诗人也吸引到这个领域，您认为这是为了和现实拉开距离吗？

　　傅国涌：当然，这当中可能有跟现实拉开距离的原因，但肯定不是唯一的原因。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历史特别长，到历史中寻找经验教训，到历史中寻找灵感，到历史中寻找寄托，到历史中寻找娱乐，不同的人也许有截然不同的取向。无论如何，我们无法回避历史，何况今天发生的一切也将成为历史，可以说，我们无往而不生活在历史之中。

　　记者：您一般研究从哪些方面入手？怎样整理资料？喜欢野史吗？您的文章有影射现实的吗？

　　傅国涌：我对历史的关注主要是晚清和民国这一段，也就是通常说的中国近代史。这些年来，我对近代史的关注也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近代以来中国的转型，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三是百年中国言论史，现在开始关注怀抱“实业报国”梦想的企业家群体。这些方面，主题虽各有侧重，我关心的东西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能不能过得更好，在精神上和物质上，我们能不能在一个文明社会里像文明人类一样有尊严地面对世界。对于历史写作，积累资料比整理资料是个更长的过程，有了相当积累，才有可能有一些自己的心得、体悟或发现，才谈得上整理。野史这个概念其实也需要重新定位，何谓野史？如果说官修的史书以外都叫野史，那我非常喜欢这样的野史，我写1949年以及其它书，都很重视个人日记、书信、回忆录等私人记录，我认为私人记录有时候更能见证一个时代的真相，而且只有在私人记录中才能看到个体生命的内心轨迹，这是官修史书中看不到的。对于“影射”，我个人没有兴趣，对我自己来说，历史写作的过程就是一个寻找真相的过程，其中虽有对现实社会和民族命运的思考，但与“影射”无关。

　　记者：案头工作直接关系到做学问的深浅，您认为自己是在做学问吗？讲究出处是学者的基本治学态度，您是否在有些方面有掉书袋子的嫌疑？

　　傅国涌：如果学问只是学院高墙内的事情，我想我做的不是学问。我读书写作，只是要回答自己心中的疑问，首先是生命的内在需要。借用梁漱溟先生的说法，我不是学问中人，而是问题中人。客观上，我也缺乏做学问的硬件，我属于民间，之所以踏上读史、写史的道路，并以此安身立命，完全出于偶然，不是自我设计的结果。讲究出处是很重要的，历史毕竟不是文学，不能凭一己的想象，而是要建立在大量可信的资料基础之上，如果因为引用史料严谨而被看作是“掉书袋子”，这样的“掉书袋子”决不是坏事。

　　记者：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很多读书专家，您也被公认为当代的读书专家之一，您认为在这方面能够出大家吗？

　　傅国涌：“读书专家”我是不敢当的。另外，这个名词本身可能也需要斟酌，是指读书多、博览群书的人吗？实际上，人的生命、精力都很有限，加上兴趣、偏好等原因，面对浩如烟海的书籍，一个人一生能读的书是极为有限的，我曾想过，假如一个人一年读300册书，10年也不过3000册，人的有效生命并不长，一生能读上万册书已经十分了不起了，可是，这个数量也实在微不足道。我们这个民族，像蔡元培、胡适、鲁迅他们这一代学贯中西的大家，像陈寅恪、钱钟书这样“活着的书柜”恐怕再也不可能出现了，其中原因之一，现在的人旧学的根基就不可能与前人相比，未来也许可以各个领域的第一流专家，有能力与世界对话，但指望诞生百科全书式的大家，希望很渺茫。

　　记者：作为一个读书专家，您喜欢指导别人的阅读取向吗？您认为公众的阅读是否一定要专家的指导？图书市场是否也需要读书专家的指导？读书的消费需要引导吗？

　　傅国涌：我只是一个喜欢读书，把读书当作自己生活方式的人而已。因为某些原因，受人之约，偶尔我也会给人推荐一些书目，主要是我自己读过的、认为有价值的好书，谈不上指导别人的阅读取向。公众阅读也好，图书市场也好，换言之，就是眼前的读书消费，事实上现在是由大众媒体引导的，而不是由专家、学者引导的，只要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某个人、某本书，就是垃圾，也被当成宝贝。一般人的鉴别能力是很薄弱的，甚至懒得去鉴别。从众心理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专家、学者对读书消费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如果能让专家学者更多地介入公众阅读的指导，在大多数人静不下心读书的浮躁时代里，应该是有益的。但，这里面也有个问题，出版社、书店的商业机心很可能会利用这种指导。

　　记者：最近几年，图书市场一直在大面积滑坡，您觉得现在的纸上阅读还有广泛的受众吗？您自己喜欢网上阅读还是纸上阅读？每年购买图书大概有多少本、花费多少？

　　傅国涌：以中国这样庞大的人口基数来看，纸上阅读当然有广泛的受众，至少有潜在的广泛受众，图书市场大滑坡的原因很多，不是单一的，但绝对不能忽略，现在的出版环境很不好，出版社提供的有精神品质的出版物还是太少太少了，还有就是媒体环境，有些已出版的好书被遮蔽了。我是个比较传统的读书人，不习惯在网上阅读，太累，喜欢在椅子上舒舒服服地看书。我买的书以旧书、资料性的书为主，每年大约总有几百本以上，花费从来没有做过统计。

　　记者：您对易中天、于丹这些“说书人”有什么看法？有一种说法是，他们的成功是因为今天的中国人不愿意自己去阅读、不愿意动脑筋才去吃他们嚼过的馍；还有一种说法是，说书是中国文化的基本传播渠道，他们其实是在恢复中国的文化传统。

　　傅国涌：他们都是商业化时代的产物，他们的成功自有他们的道理，他们只是迎合了这个时代的某些需求，本质上还是娱乐现象，不是读书现象。说中国人不愿自己读书，不肯动脑，可能也只是一种表层现象，根本上还是大环境、大气候造成的。至于，恢复“说书”方式，倒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讨论的题目。

　　傅国涌，1967年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曾做过乡村中学教师，1999年开始写作，在《书屋》、《随笔》、《东方》、《老照片》、《炎黄春秋》、《南方周末》、《文汇读书周报》等数十家报刊发表近200万字，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百年言论史和知识分子问题等。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金庸传》、《百年寻梦》、《叶公超传》、《追寻失去的传统》、《1949年：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发现廿八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