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工作笔记，西部某县级市一街道办党工委书记张华（化名）脸上写满无奈，本子上，密密麻麻记载的都是他参加的各类大小会议。内容上，除了街道办机关例会安排布置的工作较为具体外，他参加的其他上级召开的会议均大多只记载了领导讲话要点、会议精神要点，具体内容少。
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的工作笔记，本应记录工作中方方面面的内容，包括进村入户收集到的群众意见、建议、诉求，上级安排部署事宜，工作推进完成情况，抓落实中碰到的困难问题，听课、听报告、开会记录的内容……而不是如张华的工作笔记一般，沦为“会议记录”。
透过工作笔记，走进张华的内心，记者深切地感受到，目前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三多”——文件多、会议多、平台多，基层干部有“一怕”——怕层层传送责任，问责泛化简单化。
前不久，中办印发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决定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基层干部对这一好政策充满期待。张华说，文件下发一个月来，感觉文山会海的问题有所缓解，发文、开会量下降了20%左右，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层层传送责任”等问题改观不大。
文山会海泛滥：年均收到3000多份文件，相同主题的会陪开三四次
看一看张华的办公桌，就知道目前文山有多“高”。3月4日，张华终于把办公桌面清理了，各种文件、报纸杂志、发放的书籍，已经在桌面上“堆”不下了。
张华告诉记者，街道办年均要收到3000多份文件，“这些文件‘两多一少’，转发文件多、便签式文件多，有文号的文件少，只有三分之二的文件是安排工作的”。“有的文件下发到街道，上级就急忙要求我们报送材料，不管你落实工作还需要时间。”“有的文件动辄就写着这项工作是领导批示了的、过问了的，要实行考核，以此向基层显示：我的这个文件、工作很重要！”
翻开张华的工作笔记，还能看见会海有多“深”。去年12月，张华有10天在开上级召开的会议，共计参加13场会议，会议内容包括文化项目、社会组织工作、社区工作、农业园区建设……
“有的会议，主题同样的内容，各级层层开下来，乡镇（街道）主要负责人得陪着开个三四次。”张华说，“现在街道办的微信工作群，成了会议通知群，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不断推送会议通知。”记者在该微信群看到，通知街道办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当月5日到市里参加的会议有2个，6日有4个。
“层层为什么下发这么多文件、开这么多会？有些是为了应付检查、推脱责任，仿佛发了文件、开了会就把工作落实了一样。”张华说，“现在上级给我发一个文件，我给上级回一个材料，工作成了函来函往，纸来纸去。”
记者近期接触到的四五名乡镇党委书记都谈到参加上级会议占用了他们太多时间，一周开个三五次会议不算多，一天参加两三个也属正常。有的乡镇离县城较远，开会加上来回路程，消耗了基层干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助长了形式主义。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党建方面的平台上就有10个，每天安排两三人登录
网络的发展特别是手机日益成为一种办公工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与时俱进”，在PC端、移动端不断“开疆拓土”，给基层工作增加了新的负担。
张华告诉记者，仅党建方面，街道办安装的上级开发建立的平台就有约10个，包括党员统计、X城先锋、党员自愿服务管理平台等。街道办需要安排两三名工作人员，每天在PC端登陆，查看是否有新的通知，是否有新的材料需要报送，是否有新的报表需要填写。
此外，城管数字化平台、综治网格化管理平台、河长制APP等其他各种PC端、移动端平台也不少。
张华说：“街道办大大小小的工作，记在本子上还不行，还得动态化、表格化、电子化，然后上传平台，上级在后台看基层工作的完成情况。”
记者观察发现，一些上级部门在其开发建立的手机APP中加入痕迹管理功能，这本是一种科学有效的管理手段，但如果过度留痕、发现问题而不去解决，就演变成了“痕迹主义”。
张华担任河长的河流（灌溉渠系）依据相关规定属于省管河道，他把巡河中发现的问题通过河长制APP上传到后台。“河长办接到问题反映后，让我自己处理，这不成了我自己生病自己看病自己抓药嘛？”张华说。
“层层传导压力”变味成“层层传送责任”
张华在20世纪90年代参加工作，从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成长为街道办一把手，见证了乡村工作由生产管理向为群众服务的转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困扰下，他深切地感受到基层工作越来越难做，基层干部不仅身累、心累，压力也越来越大。
“拿一票否决来说，我参加工作时，只有计生、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实行一票否决，而现在一票否决的面大大拓宽，上级领导重视某项工作就对这项工作实行一票否决，如工商税收、第三方测评、招商引资、安全生产、信访……”张华说，某项工作被一票否决了，不少基层干部就破罐子破摔了。
问责泛化简单化等问题，也让基层干部长期思想紧绷、压力巨大。张华告诉记者，现在许多工作，只要领导一重视，就把问责的“紧箍咒”套在基层干部的头上。“一位领导要求我一个月把一片地征下来，否则问责。但是征地时间受多重因素影响，也不受我主观意志左右。”
记者观察发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层层怕担责。“中央领导要求层层传导压力，但我感觉到了我这儿，成了层层传送责任。街道办辖区出现违建，我发现后上报市上部门，部门回答说，按照属地原则，街道办负责拆除，可是街道办没有审批权、没有执法权，怎么拆除？这就是典型的官僚主义，向基层传送责任。”张华说。
问责泛化简单化，还让基层干部思想不稳定，不少干部“怕出事、怕担责”，想着逃离基层。该市组织部门曾在全市乡镇（街道）干部中征求意见，在“愿意留在本岗位、转岗改非（改为非领导职务）、到市上部门工作”的三个选项中，选择最后一项的居多。张华说，只要能到市上，有的干部哪怕级别下降一级都愿意，搞后勤都可以。
本文来源：2019年《半月谈》第8期（记者：惠小勇黄毅王毅黄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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