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凤云

　　近期，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一篇题为《关注我们周围发生的变化》的演讲中提出，中国正处在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人力资本的革命正在进行，新的人口红利正在产生，且相当一部分来自一个被称之为“城归”的群体。

　　那么什么是“城归”？大体的理解是农村出去打工、经商的农民，或者从农村走出去的读书人、退役士兵等等，经过了一二十年，少的也有几年在城市打拼的经历，积累了经验，获得了技术，有了些储蓄，也接触到了市场，如今又重新回归到乡村生产生活。据有关部门统计，近年来农民工返乡创业累计达到了450万人，还有约130万居住在城镇的科技人员、中高等院校毕业生等下乡创业创新。

　　与以往更加倾向于城市发展、工业发展的人口红利概念不同，“城归”是以一种更加倾向农村的姿态呈现的。比如从城市回到乡村去做民宿的，进行有机农业生产的，或者回到集镇去开个汽车修理厂、服装店、蛋糕店的等等。这上千万“城归”从城市回到了农村，不仅重新扎根土地就业创业，还有一些人兴办起了家庭农场，想着要传给下一代，所以把孩子送到技术学校、农业学校去学习，自己也进了培训班，这样就带动了家庭养殖、家庭种植等各种家庭农业的兴起。

　　“城归”的到来意味着农村劳动力结构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而之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大量出现，则基于几个重要条件：

　　一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新方位，引导着人们不断调整自己的经济活动。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期和动力转换期，在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历程中进入了一个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新的阶段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农村的发展空间也空前广阔地展现在了人们面前，农村社会以及原本从农村走出去的家庭受其影响，不可避免地参与其中。

　　二是城乡户口一元化进程的推进，为人口向农村回流松绑。我国城乡户口一元化正在无声无息地进行，而且速度非常快。尤其是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以来，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建立或完善居住证制度已成共识。过去人们最担心在农村无法享受到同城市一样的包括社保、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待遇，而导致人口的迁徙绝大多数是“从乡村到城市”这样单向进行的。户口一元化后城乡居民享有相等权益的理念在很多地方的户籍制度改革中得到了落实，无论生活在农村还是城市，人们享受到的公共福利越来越趋于统一，原本捆绑在户籍身上的差距进一步松动，城乡二元鸿沟不断弥合，城乡人口的双向流动有了更加充分的理由。

　　三是农村产权的进一步明晰，给“城归”提供了发展的基础。“城归”回乡就业创业可实现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利用耕种的土地或者宅基地进行家庭农场的开发或者民宿的经营；二是利用土地经营权等做资产抵押，获取发展资金。现实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城归”是基于一定经济条件下的回归，且不同条件呈现不同的方式：一是区域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回归是城市经济的溢出。所以在长三角区域的德清、安吉等地能够看到，核心是民宿开发，而不是土地耕种；二是拥有大量土地资源的地方，通过土地流转和深度整理，对整个乡村的土地进行开发治理。这些年来，随着农村土地确权的不断完成，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办法的逐步细化，农村“三块地”产权不断厘清，土地资源具备了向更有效率的人群流转集中的条件。随着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逐步推进，各地农村土地产权交易所的不断兴起和规范，农村产权交易逐步纳入正规程序，为更大范围的资本进入现代农业和农村提供了空间。

　　人的流向，是社会活力最重要的表征。大批“城归”回乡，势必给农村经济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现实影响：

　　一，活跃农村经济。“城归”首先是对冲日趋严重的农民老龄化、农业兼业化，以及土地细碎化的一把钥匙，在城镇化进程中可以有效解决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城归”还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力抓手。因为即便是从事农业方面的经济活动，“城归”也大都一改以往单家独户耕作的传统模式，而往往采取“农业＋”的方式进行。比如休闲农业、有机农业、民宿经济等等，以农业或者土地为基础，嫁接附加值更大的服务业在内，从而提升经营活动的整体收益；这些对农村有着强烈认同感的“城归”，不单参与到了农业生产当中，还补充到了农村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修车厂，还是制鞋厂，或者是针织厂、蛋糕店，新的经营理念的进入和积累，可以达到撬动整个乡村经济的程度。

　　二，丰富乡村文化。由于“城归”在城市经历了打拼的过程，接触到的信息和思想更加丰富多元，其回归必然会给乡村带来一股清新之风。随着各式各样思想的注入，乡村的人们对生活的理解进一步深化，消费也在换挡升级，人们对穿着更加讲究，对教育的态度也在发生转变。这些来自城市，或者说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碰撞后产生的新理念，又重回乡村与乡村传统文化生活融合，假以时日，是可以形成新的发展阶段下乡村的独特风情的。乡村有了人，有了经济，有了文化，有了生活的气息，就不再是凋敝的象征，而是一种新生。

　　三，促进乡村治理。“城归”大都是乡村精英群体，从农村走向城市，如今又重回乡村，皆是不同条件下的选择。他们回归后必然会参与到乡村的治理当中，并用城市里带来的新观念对传统乡村治理产生影响。“城归”活跃的地区，农村自治的主体会发生变化，以“城归”为主体的新乡贤在未来的农村社会治理结构中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并由此推动中国农村进入新一轮结构性变迁的轨道。

　　“城归”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目前我们看到的“城归”对于乡村的影响也还只是一个开始。值得注意的是，几乎与大量“城归”同步出现的，是举家外出农民工占全部农民工比例的持续快速提高。“家庭流动时代”的到来与“城归”的回归乡村，都在向我们表明农村人口的分化已进一步加剧。要想充分释放新的人口红利，持续推动人力资本革命，需要农村改革的深化推进。农村对于“城归”群体的吸引力进一步提升，农村繁荣的新时代才能真正到来。

　　与以往更加倾向于城市发展、工业发展的人口红利概念不同，“城归”是以一种更加倾向农村的姿态呈现的。大批“城归”回乡，势必给农村经济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现实影响，并推动中国农村进入新一轮结构性变迁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