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小说《琉璃》获得第四届老舍文学奖的京味儿作家薛燕平又出新书了！她的新书叫做《宽街》，这和她的《铜壶》、《琉璃》一起，组成了薛燕平的京味儿三部曲。

　　这三本书的创作时间跨度长达19年。在这本新书问世之时，文艺之声记者王雪邀请薛燕平一起喝茶，并聊聊这些年，薛燕平写下的文字和记忆里的北京。

　　记者手记

　　在这个夏天，薛燕平完成了她的小说《宽街》，至此，她的京味儿三部曲就算完成了。和薛燕平的专访，没有约到出版社也没有约在台里，而是找了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主题的书店，二层是个可以喝茶可以阅读的空间，有些作家聊作品要三杯酒，而和薛燕平的对话，先喝下了三杯茶。老北京人喝茶喝茉莉花，新北京人讲究，不一定是茉莉花了，可喝茶的范儿还是要起的，之后进入我们就从这位女作家跨度长达19年的京味儿三部曲说起。

　　王雪：19年的时间很长，但是三部曲完成了还是要回顾一下的。

　　薛燕平：实际上我是想写一本跨度较大带有京味儿文学色彩的书。我从2000年开始构思《琉璃》。大背景就是改革开放初期，因为那时候北京胡同的生活还是相对完整的，从外地来的、不是北京土生土长的人住在胡同里的并不多，还保持着北京胡同里几乎全是原住民的情况。书写成了反响不错，当时有差不多有两三个出版社喜欢这本书。

　　我想第一部写一个离我近的，然后到了《铜壶》就再远点，写的是6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那时候在北京胡同有一个大酒缸文化，胡同里有很多小铺，然后有店老板会在胡同里放一口既能打酒又能打酱油打醋的大缸，我们叫它大酒缸。酒缸一般都是用木盖子盖一半，另一半敞口留给舀子舀酒。一般胡同里大佬爷们儿，就喜欢上那里要点酒，然后去坐在大酒缸那儿，把酒杯放在另一半缸沿上，边喝边聊。这就是所谓的大酒缸文化。这是北京胡同文化比较深层次的内容，因为不是全部人都对诸如大酒缸一类的文化现象都有所认知。

　　第三部就是最近出的这本《宽街》，又比第二部更久远，大致是五十年代初，一直到57、58年，到50年代末。我想写些东西献给我的母亲。我母亲生了五个女儿，始终没有儿子。的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让他们背负了很多沉重的东西。比如那时候她们几乎全都是家庭妇女，而且都背负着传宗接代的“责任”和“义务”。如果说这个家庭生不出孩子来，这个女人是要受到责备的。我年轻的时候还不太理解我母亲那一代人精神层面上的东西。但随着我的年龄慢慢增长，我会以更多的人生的阅历来体会她们那种痛苦。这种痛苦伴随着在那个年代中国大部分母亲的一生。

　　王雪：之前的《琉璃》和《铜壶》都是以物件为书名，但是宽街是北京一个很著名的地名。如果说是三部曲的话，最后一本不同于前两本，是用地名来做书名，这里面有什么深意吗？

　　薛燕平： 宽街离我当时住的地方很近，而且这个名字我觉得寓意更加深刻。它其实是很窄的一条街，其实并不宽。现在因为修建平安大道的时候给它拓宽了，我小时候就觉得这个街很窄。后来我觉得其实街宽不宽并不重要。我之所以我把它作为我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小说的名字，因为我是要献给我母亲的，我认为作为女性，她心灵是更宽广的，或者说，其实女性确实比男性有更宽广的胸怀，因为她们要哺育儿女。如果女性没有更宽广的胸怀，她是无法承担这种义务，或者说胜任这项任务的。而且这个街我很熟悉，所有的老北京人一定知道宽街的。宽街，在北京，作为地标性的一条街是太有认知度了。这条街表面上虽然只是一个地名，但是我想赋予它更深的一种含义。

　　王雪：翻读您的这本书，从一开篇就把一个北京四合院这么一个大杂院的场景就呈现给了大家。在字里行间当中，我们可以读到一些非常细腻的，把一些哪怕边边角角的四合院里的情景都描绘了出来。这种书写方式给人的直观感受就是场景感特别强烈。这本书以这样的铺陈来写故事，您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一种风格来写作，还是这次特别运用了不同的手法？

　　薛燕平：其实我在《琉璃》之前的创作风格是非常不同的。那时候有评论家说过，薛燕平的创作从《琉璃》就进入了一种几乎是没有性别的创作状态。在此之前确实是一个女人在创作，但《琉璃》以后几乎我的写作就失去了性别特征。我是很希望一个作者是没有性别的，让读者是看不出一部作品的作者到底是男性还是女性。所以我从《琉璃》开始，我就用这种场景的描写，用这种现实生活当中，相对准确的一种地理位置的描写来带入虚构的一种故事。我想给读者一种似真似幻的感觉。

　　王雪：我看完觉得好真实。

　　薛燕平：其实看完的读者都说很真实。前两天还有一个读者说，看了以后，因为他就住东城区，他说我看到你写的街道，你的写的房子走向都非常亲切。虽然故事肯定是虚构的，但我所写的地理位置可能都是很真实的，我想让我的人物，只是有我赋予他们的生命色彩，这是我想要效果。进入三部曲以来我一直延续着这种效果，这是其实是我的一种刻意追求。

　　王雪：您书里，给人物取名都是类似于小莲、小菊这样的名字，这其实是些很不北京化的名字，为什么？

　　薛燕平：因为，男主人公他并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只是因为特殊的这种历史原因，移居到了北京。他那时候算是北京的新移民，但是他们的孩子已经完全融入到了北京文化，但是他本人却带有着其他地方文化的特点，又有一些别的见识。这样的话，他认为应该给他的孩子起一些比较独特的名字，而不像北京地方上或者胡同里起的大妞、虎妞一类的名字。他有一种文化上的清高，所以他没有一种很土很接地气的地方特色。

　　王雪：在我们这个年代可能已经不存在孩子性别的问题，甚至有人说我更愿意生女儿，生个男孩太皮，天天操心。那么上一代人，或者说再上一代人，对于孩子性别的问题到执着于什么？

　　薛燕平：你们现在是80、90后甚至00后，很张扬自我的一批人。对中国一些类似于重男轻女这种实际上传统文化里最糟粕的东西并不是特别了解。你们可能会更关注一些优美的东西，比如说像茶文化这种，在中国传统里是最精髓的部分，但有很多其实是很糟糕的。

　　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重男轻女很有根基。比如说，从前新帝继承皇位，包括宗族观念，姓氏的传续，都是以男性为中心。在广大的农村，人们都会认为如果一个对新人生不出男孩，是对于祖先的大不孝。俗话讲百善孝为先，一但上升到了孝与不孝的问题，必然是很严重的。这种文化就这样延续了几千年。对于生不出男孩的女人，就有了另一种文化糟粕，男人可以再娶二、再娶三、再娶四，直到生出男孩。

　　虽然对于宗族延续是有利的，但是对广大的妇女群体，完全就是一种刑法。这些生不出男孩的女人，又要遭到邻居在背后的议论，甚至是嘲笑、白眼这样的当面羞辱。所以母亲的压力是很大的。

　　王雪：既然是献给母亲的，一定是也希望她在灵魂上得到一种解脱。所以您在书中是否也有这样的表达？

　　薛燕平：有的。我记得贺绍俊老师读完这个书写过一个评论，他觉得虽然我的笔调比较很客观，但是还是处处流露出对于母亲深深的情感。比如说，我在写到书中母亲在过中秋节的时候，从来没有吃过一块完整的月饼，都是让孩子们去吃，因为经济条件不好，她老说她不想吃，不喜欢吃。但是孩子们掉地上的月饼，她总是捡起来毫不犹豫吃掉。原来的地可不像咱们现在，充满了煤灰和尘土。我相信所有像我一样稍微年长的人看到这个细节的时候，都不会觉得陌生，因为那就是当时的实际状况。通过这些情境，我在书中处处流露出对母亲的深情。

　　王雪：我想知道您从2000年开始创作到现如今这19年的历程中，心境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变化？

　　薛燕平：对。当时写《琉璃》的时候，我只是想表现改革开放时期相对比较大的时代跨度。因为改革开放刚开始，发生了很多的事，而且我都是亲身经历过。就像改革开放本身、参加第一届高考、港澳回归等等。当然我不想正面去写这些大事件，我只是想表现这些大事件背后的老百姓的生活。因为改革开放对中国来讲，对中国人民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翻天覆地的变化。直到现在，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确实改变了中国整个的轨迹发展的轨迹。我是觉得如此巨大的改观下，对所有我们这一代人是非常震撼的。

　　但是我写完这个以后，就想沉下来思考一下。所以我就写北京胡同，把自己的生活再整理，写出那些稍微深层次的、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人物事件。然后越来越沉，最终呈现到一个家庭上面。

　　王雪：今天跟您聊的很愉快，之前听说在微博上有写年轻的朋友与您关于作品有很多互动，对于这些年轻的朋友，新来北京打拼的新北京人，您怎么看？

　　薛燕平：让我感受很深的是90后00后都成长起来了。无论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还是来土生土长的90、00后，看到他们我是非常高兴的。因为他们年轻又有文化又有知识，而当他们成长起来去承担建设新北京的这样一个很繁重任务时，我作为一个老北京人，要对他们说一声谢谢。他们在这样一个国际化大都市里，我希望他们的视野能得到很大程度上的开阔，学到更多的新知识来丰富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