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所所长李国杰说：“计算所50年的发展史是中国科技工作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认真总结计算所发展的经验，从中受到启发，对今后制定正确的科技发展战略与策略，特别是对国家科研机构今后健康持续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胡锦涛总书记视察计算所苏州分部（左为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

    （一）

    1956年年初，我国开始启动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此时，电子计算机已经引起中央的重视，被列入规划范畴。据夏培肃院士回忆，1956年4月，她和从丹麦回国的同事吴几康一起，到规划所在地——北京西郊宾馆报到。计算技术的规划和数学规划在同一组，而这个规划组的组长正是华罗庚。在讨论规划的过程中，对于如何发展我国计算技术，规划组成员之间有相当大的分歧。有人主张同时在多个单位都开展计算技术的工作，后来华罗庚提出“先集中，后分散”的主张，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并成为拟订规划的原则。“‘先集中攻坚，后分散展开’的原则及其组织实施，事实证明是非常成功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效祥在回忆往事时，对这种全国大协作的精神赞赏有加。在制定我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成立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被列为四大紧急措施之一。经国务院批准，1956年8月25日，成立了由华罗庚任主任委员的中科院计算所筹备委员会。当时，国内懂计算机的人很少。筹委会正是按照“先集中，后分散”的组建原则，以中国科学院为主，在计算所集中了当时二机部、总参三部、高教部和国防部五院等来自全国的科技力量，孕育了我国计算机事业的摇篮。而且，也正是在这种集团作战的优势下，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先驱们才能在1956年到1959年三年时间里，研制出我国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103机和我国第一台大型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104机。
   

    和张效祥一样，李国杰也认为，面对计算机领域的新挑战，比如高性能的CPU芯片、下一代的信息网格、量子与生物计算等等，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所处的形势其实与1956年成立计算所时差不多，全国真正内行的人很少。但是，资源分散、低水平重复、难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已成为制约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障碍。“先集中，后分散”这一发展战略，对解决当前我国计算机事业面临的严重挑战，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