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当家做主，这是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公共政策的制定同样扎根于这个大舞台，但在具体问题的决策、执行中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状况。这就好像一个人的成长，代价是每一点的进步过程都要伴随着许多烦恼，而且还需要自身不断地去调试去权衡。难怪孔圣人要发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样的感叹了。

　　现在的公共政策是“而立”已过而“不惑”未满。市民们的参与欲望日益强烈，而政府则面临从职能到心态的全面转变。这个议政的讲台、民意的出口因此显得格外热闹：广州市民经过十余年的积极争取，最终在2005年结束了广州洛溪大桥17年的收费史；2005年12月，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电子月票替代公交，地铁纸质月票适当调整月票价格举行听证会；《北京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征求意义稿）》，通过网络向市民征集意见；烟花爆竹禁而复限，养犬集中整治，城管的权利，以及公交改革方案意见征集……

　　当然，这种热络是让人欣慰的。它的背后是整个民主制度的支撑，它折射出的是决策科学化的道路。而组成它的正是公民获取公共信息、参与政府决策的权利，以及通过独立审查程序保证公平的权利。公共政策的制定步入而立之年。听证会、专家意见征集、科学调研慢慢在形成模式，慢慢在摸索中规范下来。然而从“此时有声胜无声”到“全民开讲却集体失声”，这种不成熟也一直困扰着我们。意识已有根柢，疑惑仍然存在。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从“而立”走向“不惑”呢？「不惑」，就是不疑惑。程氏树德《论语集释》,引黄式三《论语后案》:「立，必先不惑，而言不惑于立之后者，何也。夫子曰，可与立，未可与权。立，守经也。不惑，达权也。」「不惑」，遇事可以行权，无可，无不可。「立」，则是：可即可，不可即不可。不知权变之道。所以「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知可与不可，而没有疑惑。

　　民众更理性的思考与表达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同样，“拍板再论证”的决策方式也必须转变成“论证再拍板”。让不同诉求在民主程序内进行平衡，取其最大公约数，成为完全科学化、规范化的操作程序，这样，“开口”、“举手”才能推动公共政策稳健地向前走。走向真正的成熟，从“而立”走向“不惑”，甚至走向“知天命”，走向更远。

　　即将在3月初召开的全国“两会”，某种程度上来看，正是一个密集的公共政策的决策行动。这个中国最具规模的政治大事，在岁末年初连同已经召开的地方“两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构成了一副关于中国2007年大政方针制定“开口＋举手”耀眼图景。而中国最大的公共政策、中国最大的民主决议正是这时，这般诞生的。

　　这个时候来关注公共政策的制定，其实正是始于这样的思考方向。只有公共政策的制定经历过“而立”的蹒跚而蜕变到“不惑”的成熟，才能真正更好地实现：我的利益我做主。

发表评论：公共政策，我想说